原事业编制人员成本负担重

　　对原事业单位编制人员的养老金、住房以及离岗人员的安置成为当前报刊转企改制中最大的难题。

　　《中国汽车报》原属于国家机械工业局，2000年，《中国汽车报》划入人民日报社，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每年呈两位数增长，在2001年、2003年、2006年年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30%，现在报社已经从原来的不足百人发展到260多人，拥有一报五刊和两个网站。

　　今年8月3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新闻出版总署获悉，《中国汽车报》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递交的转企申请已获通过。

　　《中国汽车报》转企后面临着需要解决员工身份转换带来的成本问题。据《中国汽车报》管理中心主任王天剑介绍，目前报社有66个事业编制，40多个在编人员，事业编制的员工一般参加工作的比较早，年龄较大，继续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如果按照企业员工身份退休，养老金就要低很多，如何保证这些员工转企后的退休金能够与原事业单位达到平衡，这是一个难点。

　　王天剑自身就是事业编制，享受国家事业单位级别待遇，转为企业员工对他来说同样是一个挑战，一方面需要面对企业市场竞争飘忽不定的职业风险;另一方面，养老金等各方面的待遇变化也是一大难题。

　　中国汽车报社副社长李春雷为记者做了一个测算：如果按照一个事业单位编制员工未来5-10年退休，1个月5000元的养老金来计算，一个转制员工一年就需要预备6万元的养老金费用，领取20年就是120万的成本，如果按照《中国汽车报》40个在编人员来算，就需要4800万元的养老金成本。2008年，中国汽车报社的年销售收入是1.4018亿元，利润约为2000多万，虽然报社收益每年都在呈两位数增长，但这笔养老金成本对《中国汽车报》来讲依然是笔很大的开支。

　　同样，人员身份的转换也成为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延平最头疼的事。《北京青年报》编辑部现在事业编制500人，尽管没有行政级别，一切待遇都按照企业管理，但要将这500人妥为安置颇为不易，就连换岗都很难，更不要说淘汰了。在北青传媒上市后，张延平曾做出决定，让北青报编辑部的一些人到上市公司工作，但这些人说什么都不去，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失去事业身份，后来报社承诺，出去的人退休后收入不及事业单位水平的，报社补齐。如今就出现了有100多人尽管在北青报社以外的岗位工作，工资却依然在报社拿的“怪象”。

　　报刊改制过程中，原事业单位的养老金等社保费用是最大的成本，那已经完成转制的《中国证券报》、《国家电网报》、《机电商报》、《京华时报》是如何突破改制中人员身份转变带来的难题的?

　　《中国证券报》最初的十几位员工是从《瞭望》周刊和新华社经济信息部抽调过来的，在1993年划定企业身份时，报社明确规定：愿意到《中国证券报》做企业员工的就过来，否则留在原单位，过来的员工一律按照企业员工缴纳社保。

　　《国家电网报》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管单位是企业身份，直接进行的是企业法人注册，而且薪酬待遇和社保都是按照企业标准在执行，不存在心理上和待遇上的落差。

　　《京华时报》成立时原有编制内的老员工已经分流，部分转到了外国专家局等其他单位，留在报社只有十几个人，后来发展起来的1900名员工都是企业员工，因而没有太大负担。

　　《机电商报》为转企做了多年准备，在转企前几年就开始着手分期分批为全体员工交纳保险，单位承担所需费用，在实际转企之时，阻力和负担已经降到很小。

　　李春雷对记者说，“报刊改制是必然趋势，关键是如何解决好人的问题。”

　　转企后重组难

　　尽管许多报刊已经进行企业法人登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刊并购依然难以突破。

　　在目前的市场格局中，《中国证券报》日子过的还不错，每年的销售收入能达到3个多亿，其中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打包广告收入占70%-80%，这是我国几家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资格的报刊既定的盈利模式。这部分收益足够让几份证券大报“不差钱”，也许这是《中国证券报》至今没有彻底进行公司化运作的根本原因。

　　经过了证券市场竞争的几年大浪淘沙，当初国家指定披露信息的8报1刊如今已演变成《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三家的天下。

　　“竞争也逼着各个报纸做大做强，现在报纸广告的价格上不去，一旦有个赢利点大家一哄而上，利润已经降的很薄了，现在盈利一方面靠量和规模取胜，另一方面对版面进行缩减，降低成本。”林晨对记者说。这也许是《中国证券报》下一步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原因之一。

　　那为何不展开并购来拓展媒体链条或开拓地方市场扩大盈利规模?“并购地方媒体我们也谈过，但是你要收购地方上的媒体，地方省委宣传部也不干啊，要么出个高价，要么到地方设立子机构，但这样成本和风险都很大。”林晨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京华时报社社长吴海民对于地方收购的碰壁感触更深。“我们自身在市场打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何扩大企业规模，用资本手段进行兼并重组，扩大产业链条，这是有很大困难的。”他说。

　　《京华时报》在北京早报市场的份额位居首位，过去的目标是打造一个渗透全国的都市报刊群，因此，京华时报社早有计划在全国地方城市收购一批纸媒。从2002年到现在，吴海民在全国各个城市与地方纸媒洽谈投资，从天津的《大众生活报》、《渤海早报》到上海的《上海青年报》，再到湖南、广西等地的洽谈，都没有成功，就连想收购人民日报系统内部报刊，也没有太大进展。除此之外，他们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谈了两三年，想办一个都市之声频道，也是以失败而告终。

　　为什么已经成为企业性质的报刊社无法实现并购?

　　“我要去收购，如果我们企业化了，他没有企业化，我们就无法对接，怎么收购?价格如何定?主管主办方是否放手?”采访中，吴海民抛出一连串的问题，他说，“真正的大的并购得以实现，需要整个媒体资源的社会化，从而改变部门办报的格局，公司化是收购的前提。”

　　报刊转企后面临的并购难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刊号资源无法流动。

　　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是国家电网公司直属单位中唯一从事传媒产业的，而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内还拥有多家地方报纸，如《河南电力报》、《华东电力报》等。英大传媒曾试图跟地方报纸洽谈收购，“但地方新闻出版局以刊号资源不能外流为由拒绝了申请，如果派人到地方上去办报，这样成本很高，这无疑限制了我们的扩张。”英大传媒投资集团副总经理丁海东说。

　　除此之外，英大传媒还曾计划进入电视行业，想打造一个跨媒体发展的专业传媒集团，但目前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分别由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分管，存在一定的协调问题和政策壁垒，这也让他们只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