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体制 不改精神

　　大学出版社要想起到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一定要坚持大学出版的精神。

　　尽管“改”与“不改”的讨论已经成为一个过去时，但改制以后，对大学出版社能否坚守大学出版的本质与精神的担忧和疑虑，却并没有消散。江晓原告诉记者： “在改制之后，我们也不能要求大学出版社出版更多只有社会效益而没有经济效益的学术书籍了。今天，大学出版社所依托的本校学术资源，别的出版社也完全可以利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张宏担心，未来对企业属性的关注使得人们忽略了大学出版社之所以是大学出版社的另一个属性，一个可能甚至跟企业的目的或宗旨相左的特性——它的学术出版、传播知识的使命。

　　但也有书业人士认为，大学出版社的改制并不必然会消弱大学出版精神。肖启明认为，改制后的大学社没有理由不在原有的定位和出版特色基础上发展自身。厦门大学出版社社长蒋东明相信，大学出版社应始终以文化建设为己任，在学术积累与商业原则的碰撞中坚守自己的理想。即使在出版业不断推向商业化的过程中，大学出版社要想起到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这种选择。

　　许多大学社社长都表示，从历史来看，能给高校教学科研和学术出版起着较大推动作用的，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低的出版社，相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高，并且更善于在市场中搏击的出版社。朱杰人告诉记者，中国国情决定中国的大学出版只能靠自己，没有外来的商业性的公益资助。中国的大学出版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即以商业出版反哺学术出版，从国内排名前十位的大学出版社来看，商业出版与学术出版的结合做得很成功。而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这类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版社，同样是两者结合的典范。

　　专家学者批评中国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水准和国际影响力上落后于英美同行，意见是非常中肯的，但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出版社的属性是非营利性组织还是企业，而是由中国的社会、科技、文化、教育等现实发展水平和客观环境所决定的。那些挣扎在生死边缘的英美大学出版社，它们的性质是非营利性，但它们对学术的贡献又能有多大呢?许多大学出版人相信，大学出版的本质与精神能否坚守与出版机构的产权属性无关。相反他们相信，“这一次出版体制的改革，一定会更加有效地促进出版业特别是大学出版业更好地坚守出版的理想和追求”。

　　与英美众多同行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情形相比，就商业角度而言，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无疑是更为成功的。无论社均赢利能力、人均利润、单品种利润，还是对销售渠道的影响等，中国的大学社甚至比商业出版社更强。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薄弱和文化、社会的影响力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实。在盘点中国大学出版社取得令世界都为之瞩目的商业成就的同时，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中国大学出版社的评价却并不高，一些话甚至有些“刺耳”。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告诉记者，他已注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多年，他很希望中国能有一家大学社能成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但估计10年内没戏”。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江晓原认为今天中国的“大学出版”已经和“出版”没有什么区别了，“唯一的区别，也许是大学出版社更多地为本校教师出版仅仅为了项目交账或职称晋升而炮制出来的学术泡沫，但这在目前的大环境中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田松甚至觉得，现在，中国的大学普遍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办大学，所以这些大学的出版社也就失去了总的方向，失去了追求的目标。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现在国内各所大学都有出版社，但是理想的还没有。我建议讨论这个话题时看看国外著名的大学出版社，比如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出版社，这些社很有品格，出来的每本书都有其意义。反观国内的出版社，为了生存、赚钱，什么书赚钱就出，跟大学、学术都没有什么关系。”

　　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中国的遭遇为例，批评中国的学术出版者缺乏眼光。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谢泳认为，大学出版社应当追求思想意义和引领时代精神，重学术胜于重利益。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也认为，大学出版社和一般的出版社不同，学术眼光、学术胸襟等很重要。

　　大学出版社要想起到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一定要坚持大学出版的精神。

　　尽管“改”与“不改”的讨论已经成为一个过去时，但改制以后，对大学出版社能否坚守大学出版的本质与精神的担忧和疑虑，却并没有消散。江晓原告诉记者： “在改制之后，我们也不能要求大学出版社出版更多只有社会效益而没有经济效益的学术书籍了。今天，大学出版社所依托的本校学术资源，别的出版社也完全可以利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张宏担心，未来对企业属性的关注使得人们忽略了大学出版社之所以是大学出版社的另一个属性，一个可能甚至跟企业的目的或宗旨相左的特性——它的学术出版、传播知识的使命。

　　但也有书业人士认为，大学出版社的改制并不必然会消弱大学出版精神。肖启明认为，改制后的大学社没有理由不在原有的定位和出版特色基础上发展自身。厦门大学出版社社长蒋东明相信，大学出版社应始终以文化建设为己任，在学术积累与商业原则的碰撞中坚守自己的理想。即使在出版业不断推向商业化的过程中，大学出版社要想起到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这种选择。

　　许多大学社社长都表示，从历史来看，能给高校教学科研和学术出版起着较大推动作用的，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低的出版社，相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高，并且更善于在市场中搏击的出版社。朱杰人告诉记者，中国国情决定中国的大学出版只能靠自己，没有外来的商业性的公益资助。中国的大学出版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即以商业出版反哺学术出版，从国内排名前十位的大学出版社来看，商业出版与学术出版的结合做得很成功。而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这类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版社，同样是两者结合的典范。

　　专家学者批评中国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水准和国际影响力上落后于英美同行，意见是非常中肯的，但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出版社的属性是非营利性组织还是企业，而是由中国的社会、科技、文化、教育等现实发展水平和客观环境所决定的。那些挣扎在生死边缘的英美大学出版社，它们的性质是非营利性，但它们对学术的贡献又能有多大呢?许多大学出版人相信，大学出版的本质与精神能否坚守与出版机构的产权属性无关。相反他们相信，“这一次出版体制的改革，一定会更加有效地促进出版业特别是大学出版业更好地坚守出版的理想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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