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核心实现层，讲的是文化理性的实现能力。即在这种文化底蕴和文化涵养的基础上，出版从业人员，特别是编辑应该具有较好的判断力、亲和力、文稿统辖能力和文字驾驭能力。判断力讲的是选题的策划能力，亲和力讲的是对作者的选择和寻找能力，文稿统辖能力讲的是谋篇布章能力，文字驾驭能力讲的是语言的加工和修改能力。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理性的编辑才能设计出具有较高文化理性的选题，才能寻觅到具有较高文化理性的作者，也才能编辑出具有较高文化理性的书稿，最终也才能形成具有较高文化理性的品牌。

　　所谓核心辅助层，讲的是出版文化理性的外在形象。包括交往中的礼仪，要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包括彼此间的尊重，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即便是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也充分尊重对方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包括对于承诺的遵守，讲话严谨，留有余地，言必信，行必果；包括谈吐的诙谐幽默，还有讨论的情趣与风趣等，这方面的要求既是文化理性的延伸与体现，又是对文化理性的进一步提升与发展。

　　(三)

　　关于出版文化理性的养成，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

　　从个体来讲，就是要在对单位、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有一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基础上，自觉地形成自己的文化理性品质。出版物的内容质量包括其科学性及感染力，说到底是编辑加工后的产物，尽管作者的资质举足轻重，但编辑的选择权及把关水平在出版加工这个环节上则是决定性的，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编辑的选题策划能力及对作者的遴选能力更是首当其冲，无可替代。那么编辑人形成自己的文化理性品质的路径是什么，在哪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坚持不懈地把阅读、写作、谈话交流或演讲逐步修炼成为自己的基本生活方式。所谓基本生活方式，就是生命中须臾不可离开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它与生命同在。社会分工的其他门类，可以多读书或少读书，多写作或少写作，多说话或少说话，而出版人、编辑人则必须把阅读、写作、交流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一日不可或缺。要把读圣贤书、写经国文章、讲深邃思想，作为自己长期追求、锲而不舍的目标。古往今来，那些有作为的出版大家、编辑大家、文化大家，哪一个不是饱读之士、饱学之士，哪一个不是与书相依为命、相伴终生的？

　　从单位讲，应该体现文化管理的原则与要求。有同志讲出版企业的管理，经过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的阶段，现在进入了文化管理的新阶段。文化管理就要体现文化理性原则，怎么体现这一原则呢？就是不只强调外在的东西，更关注其内在的素质。比如说像录用新人，除了看其学历的高低之外，更主要地还应看其是否喜欢书，喜欢读什么样的书，读了以后能否产生有灵气的感悟；其次，在绩效考核评估方面，应有读书和写作乃至交流方面的指标。以往的历史证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严管之下必有精英。再次，出版单位要有意识地营造那么一种氛围，在这个氛围里，人们会于不知不觉中、日复一日地养成着自己的出版文化理性。例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饭后散步，互相比拼着背诵《红楼梦》、《三国演义》的某些段落。

　　从社会讲，我以为至少有两条：一条是社会在倡导重大政治活动时，既要重视其政治目标的实现，又要重视从文化理性养成的角度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比如我们提出要在全社会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还有社会主义的荣辱观等都是很重要的文化元素。如果我们不仅从政治方面，而且也从文化理性方面来理解和部署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工作，无疑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无疑会使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合乎逻辑地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基础之上，从而也使政治目标的实现有了更可靠的依托。

　　另外一条就是，对现行的新闻出版行业准入考试增加文化理性的内容。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审视，目前出版编辑行业的资格准入考试及资格登记工作等显然都是必要的，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种准入考试也存在某种局限性。因为它测试的还是很一般的工具性知识、功利性知识而没有进入到文化理性的层面。这显然不大有利于编辑大家、出版大家、思想大家、文化大家的产生与养成，也不利于人们向这方面的努力。可以考虑在这种考试中，设置申论或对策性考题，给考生留下可以文思驰骋的空间，让他充分展示自己的文采与文笔，张扬自己的文化理性及胸怀天下的某种抱负。'

　　郝振省

　　(作者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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