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随着“上市蜜月期”渐渐逝去，高管辞职现象在创业板市场中也日趋增多。与当初加入公司时的信心满满相比，“夫妻两地分居”、“身体健康堪忧”、“参加董事会不方便”等原因突然间都成了众高管请辞的“挡箭牌”。透过上述略显单薄的辞职理由，探究高管辞职幕后的真正动因，似乎显得尤为必要。

　　事实上，对有幸共赴“上市盛宴”的每位嘉宾而言，匆匆吃完走人还是细嚼慢咽品味，当属个人抉择问题。但是，高管们在上市后“起身离席”，往往被视作尽快减持套现的铺垫之举。虽然这一猜测在创业板至今仍停留在想象中，但记者通过采访及梳理发现，部分创业板高管辞职确实难逃减持套现的猜疑，而促使高管辞职的其他诱因则同样不可忽视。

　　高管离职渐成风

　　据本报统计，创业板开板至今尚不足10个月，但今年以来已有33名高管辞职，涉及24家公司。在具体身份上，董事8名、监事7名；独立董事8名；副总裁、副总经理等5名；董秘4名；核心技术人员1名。

　　作为昔日全力辅助公司上市的核心骨干，创业板高管们今年以来则以月均四名以上的频率向上市公司提出辞呈。

　　据本报统计，创业板开板至今尚不足10个月，但今年以来已有33名高管辞职，涉及24家公司。在具体身份上，董事8名、监事7名；独立董事8名；副总裁、副总经理等5名；董秘4名；核心技术人员1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高管的请辞申请均是在其任期未到期时作出的，而个别上市公司高管通过董监事换届选举而“隐性辞职”的现象则并未统计在内。但即便如此，今年以来主动辞去相关职务的创业板高管平均每月多达4名以上。

　　分月度看，今年3月堪称创业板高管辞职的“小高峰”，当月共有9名高管辞职，其中8人来自去年10月首批挂牌企业。

　　进一步统计显示，上述高管辞职事件均发生在2010年，且辞职人数与公司上市时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去年10月30日首批登陆创业板的28家公司中共有19名高管辞职，而去年12月25日以后上市的近70家公司中高管辞职人数仅为14名。分析人士不无忧虑地指出，若照此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上市企业高管辞职数是否也会随之“潮涌”呢？

　　值得一提的是，与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相比，尽管此后上市的公司离职人数较少，但若以企业上市时间点为基准，其离职速度却明显增快。统计显示，首批创业板公司的上述19名高管平均辞职时点为上市后5.2个月。与此相比，此后批次上市公司的14名高管平均辞职时点则是上市后的2.1个月。

　　以同花顺为例，公司去年12月25日登陆创业板，未曾料到的是，公司董秘方超和监事易晓梅却于今年1月18日双双向公司提交辞呈，这距公司上市不足1个月时间。此外，梅泰诺副总裁施文波和三川股份董事来传华则是在公司上市后1个多月后便“挂冠而去”。

　　而在外界最为关注也最敏感的辞职动机上，仅有少数创业板高管明确表示“因个人发展”、“工作变动”而去职，而过半高管均是以“因个人原因”这一含糊其词的解释作为辞职的“挡箭牌”。面对自己为之奉献多年的“东家”，面对一家上市不足一年、前景广阔的上市公司，上述单薄的辞职陈词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无处不在的减持诱惑

　　统计显示，目前主动请辞的33名创业板高管中有14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而创业板高管辞职时点与其持股解禁日的关系常常令人浮想联翩。

　　低廉的投资成本，高比例的持股份额，减持过程中对公司股价的打压，套现完成后所获得的巨额收益……中小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高管减持的“反感”，皆归于此。反观创业板市场，在不断高企的市盈率之下，一些高管的突然辞职，往往被外界解读成为日后减持套现铺路，因为与在任时“每年减持股份不得超过所持公司股份25%”的硬性规定相比，高管辞职后减持的规模和自由度大大增加。

　　虽然由于创业板高管持股目前仍处在禁售期，“辞职皆为套现”仅是一种市场解读，但有意思的是，对于高管离职一事，多家上市公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几乎一致表示，公司高管离职绝非是为日后大规模套现，但公司也不能保证股份解禁后高管不套现。高管辞职与日后减持的关系似乎成了一个很难求证的谜团。

　　统计显示，目前主动请辞的33名创业板高管中有14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其中，个人持股数额最高的是赛为智能原董秘、副总经理周嵘，目前共持有679万股；金亚科技原董事陆擎则以516万股位居次席。

　　从创业板的“老大哥”——中小板公司股份解禁后高管们频繁抛售来看，高管减持自家股份似乎不可避免，其中个别高管的“踩线减持”行为（即每年减持持股的25%）更是映衬出其套现之急迫。

　　而中小板高管中的确存在为减持套现不惜辞职的案例。自然人胡美珍于2008年6月18日辞去延华智能董事兼副董事长职务，而在6个月“禁售期”过后，胡随即在2009年1月、2月期间将其持股的一半（537万股）予以急速抛售，之所以未全部抛空，原因在于其曾承诺离职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股票的50%。而在第二轮解禁期过后，胡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期间再度出手减持。延华智能今年一季报显示，胡美珍已将所有持股减持完毕，套现离场。可以料想，如果胡仍在上市公司任职，每年均要受到“25%减持红线”的限制。而从目前仅1年时间即抛售一空的历程来看，其辞职的目的即是为了快速减持。

　　分析人士表示，纵览中小板减持案例，上市前极低的入股成本应是高管执著减持的主要动因，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高管旋即选择了“落袋为安”。

　　反观创业板辞职高管中，低成本获取上市公司股份者“比比皆是”。以梅泰诺离职副总裁施文波为例，2007年5月，公司股东苑锡玉和张敏分别将持有的上市公司合计10%股权无偿转让给施文波。而在2008年9月，施文波随即将其中4.975%以175万元转让给了余传荣、贾永和两人。这意味着，施文波目前在拥有225万股梅泰诺股票的同时，已经净赚了175万元，因此上述持股也便成为“负成本”。

　　除低成本外，创业板高管辞职时点与其持股解禁日的关系也常常令人浮想联翩。如福建一家创业板公司今年8月11日进行了换届选举，公司财务经理（持有50万股）和董秘（持有33万股）悄然离职。按离职后6个月内不减持的规定，上述两人在明年2月11日前无法套现。但事实上，明年2月11日恰好为该公司首批限售股解禁日。在此背景下，两人选择此时点“精确”离职，难免令人猜测其是在为日后减持铺路。

　　有意思的是，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巧合，记者发现今年3月辞职高管中多达8名高管均出自首批创业板上市公司。由于其所持限售股今年10月末方解禁，因此对于持股的高管而言，辞职后6个月的禁售期对其不造成任何影响，即1年锁定期一过便可随意抛股。
　
　　经记者调查发现，高管辞职背后另一“隐情”是，部分公司高管“离职不离岗”，这很可能是为日后减持“精心而为”。江苏某中小板公司高管曾在2008年5月起的短短两周内抛出963.9万股限售解禁股，套现近1.6亿元，由此达到了当年“持股25%”的减持上限。随后，其在2008年7月辞去监事会主席职务，半年禁售期一过，卸下减持数量“枷锁”的该高管立即在2009年2月大笔减持，套现态势一直持续至今。据记者了解，该高管辞去上述职务后并未离开公司，目前仍担任上市公司党委书记一职。由此观之，其在职务取舍方面如此具有“针对性”，摆脱“减持束缚”应是最重要的原因。

　　创业板辞职高管中同样存在该现象。今年7月22日，持有77万股股份的张旭光因个人原因辞去立思辰监事职务。但据公司相关人士介绍，张此番仅辞去了监事一职，其目前仍在立思辰下属公司担任高管。在公司上市不足一个月即离职的同花顺原监事易晓梅，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易峥为姐弟关系，间接持有同花顺122.4万股股份，而在辞去上述职务后，同花顺相关人士表示她现在的身份是“公司普通员工”。

　　显然，与单纯辞职套现相比，个别公司高管“离职不离岗”背后的真实意图更值得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