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循着这种思路再来看版权，会发现情况有所不同。以营利为目的的书（比如通俗小说），和以知识创新为目的的书（比如学术专著），几乎就是两种商品，只不过正好共享了“书”这种载体。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其激励机制与一般的专利很接近。作者花费心力写作一本书，目的就是为了从“垄断专卖”中获得回报。版权制度越严格、越宽、越长，作者获得的激励就越大。

　　但对学术著作而言，激励机制有所不同。很多学者希望学术共享、学术交流，并获得最多的反馈和讨论，“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很多著名学者都情愿把自己的论文、书籍以不违背版权的形式在网络上公开。俄罗斯数学怪才佩雷尔曼甚至只愿意把他的数学研究公布在网上，而不愿投稿到正规的学术期刊上。

　　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现有对学术资源的专利、版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阻碍学术进步的力量。我曾有一次体验，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许多年前，我曾关注对互联网的经济学研究。当时一位著名美国经济学家，针对网络带宽有限的状况，写了一篇论文，用复杂的激励机制来最优分配有限带宽。他的论文正在某家学报审稿（美国著名学报的审稿周期往往长达数年），我读到的版本是他在自己主页上挂出的“工作论文版”，但不得引用，其他研究者也没法对此公开发表评论。不到一年，宽带普及开来，带宽不再是上网的主要限制。这个经济学问题被技术解决了。我从没看到这篇论文正式发表，大概永远都不会发表了吧。
　　如果我们从经济激励、精神激励的角度来看待版权问题，设计激励机制，那必须将非学术书与学术书区分开来。可是这一点，在实际操作中也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就引出更具体的问题，对学术著作而言，反剽窃、反抄袭的意义何在？学界对此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消极观点，一种是积极观点。

　　先看消极观点。近百年来，随着知识爆炸，再不可能有百科全书式的通才。学术开始分工，大学开始改革，学者开始变成专门职业，学术开始具有独立价值。学术变成了共同体内部所追求的事业，那么就必须有一定的评判标准，判断哪些人是学者，拥有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而哪些人是鱼目混珠，应当从共同体中剔除出去。

　　反剽窃、反抄袭，是学术共同体的最基本共识。之所以要反剽窃、反抄袭，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有些不具备学术能力的人窃取别人的成果，变成自己具有学术能力的证明。如果不坚守这一标准，“学术界”就会发生“逆向选择”：越来越多根本不具备学术能力的人进入“学术界”，而真正有智识、有能力的人会选择退出“学术界”，整个“学术界”水平日趋走低，最终完全崩溃。

　　另一种观点要积极很多，认为反剽窃、反抄袭的目的倒不是为了庸俗的“学术界”，而是为了推进崇高的学术本身。学术本身的价值是纯粹的、绝对的，一砖一瓦垒起来的。每个进行学术研究的人，都有义务标明自己为这个“学术事业”所做的具体贡献。如果纵容剽窃、抄袭横行，那么学术共同体的崩溃倒是小事，影响到“学术事业”的发展，那才了不得。

　　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并不认同这种积极性的解释，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共同的“学术事业”。安守廉所关注的古代中国，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很多古人看重对经典的注疏，将多半生的精力灌注于此，用注疏来传递自己观点。但无论什么注疏，它的地位都不可能超过经典本身。不管怎么剽窃、抄袭，它也不可能帮助自己的著作成为经典，那又算什么大事。

　　而另一种广为流传的文体，笔记、小说，也大量存在剽窃、抄袭的现象。我们也看到，读者不大在意这一点，甚至作者本身都不在意，署一个假名，或者不署名，只是把它看作娱乐游戏。作者不打算用它营利，也不准备用它出名，只是为了娱乐友朋，即使剽窃、抄袭，我们也找不到实际的受害者，对社会整体福利大概只有积极的影响，这就是版权在古代中国没有产生重大反响的根本原因吧。

　　这都是过去的故事了。安守廉用了更多篇幅来讨论当代中国的版权问题、大陆与台湾、中国与美国的版权问题。这些问题很复杂，当然与现代经济、国际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一切都还在发展和变化过程之中。

　　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正在受到两股力量的制约，左右摇摆。一股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约束，包括国际关系的影响。这些制度保障我们的稳定生活，立法永远不可能脱离这些现实的制度。另一股则是飞速发展的技术，而且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令人难以预料。这两股力量时不时会发生冲突，我们如同钟摆一样，有时选择旧制度，有时选择新技术。每一次摆动，都在逼迫我们重新审视现有的知识产权法。

　　【点击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相关新闻：

　　广东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见成效 
　　中宣部推进印刷出版业维护知识产权五大工作 
　　中国知识产权维护重印刷供应链 五大重点行动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