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数字出版的老问题——版权仍然是个瓶颈。出版社数字版权的获取很不乐观，即使拿到了，怎么有效运营也是一个问题。拿到的版权不多，就无法形成规模。于是，环境不乐观，出版社会转头寄希望于政府，但上述种种毕竟是市场行为。
　　
　　再次，国外的数字出版之所以能够兴起，包括美国靠电子书实现大众出版的成功转型，都归功于其法律保护的健全及标准的统一，同时产业链上的人能找到利益平衡点。相比国内，要改变运营商“一家独大”的情况非一朝一夕的事。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数字出版中心主任庄鸿的观点代表了目前多数出版人的心态——出版单位与平台运营商的合作不平等。一方面衡量的数据指标控制在平台运营商手里，很多出版单位没有技术实力监控销售，也没有第三方的数据可以证明销售；另一方面，收益也在平台运营商的账上，出版单位并无凭证。卖多少不知道，赚多少也不知道，只能靠着运营商的自律来折账，遇到一些数据与账目的不符，也就只能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另外，对于包月的收益和流量的收益，无法对应到某一本图书上，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对于处于商务劣势的出版单位，收益就更难以保障。
　　
　　在中国外文局数字出版管理负责人汪涛眼里，出版机构或许可以从身份转换上找到突破口，打破这种不平衡。“体量较大的某些出版集团可能会向产业链的前端发展，由CP（内容提供商）转换成SP（增值服务商）。但这条路也不好走，需要获得国家的政策支持。”
　　
　　那么，我们是否要期待数字运营的第三方出现？可能性仍然很小。
　　
　　据悉，已经有某些传统出版中盘商在酝酿转型成数字资源的中盘商，立足于整合出版上游的资源，提高与运营商的议价能力。事实上，单个出版社本身能够攫取的资源就有限，加上地域分割，包括目前各省出版发行集团数字平台的搭建，资源的共享再度成为迷局。
　　
　　可以说，手机阅读在手机运营商的收入中占比很小，而手机阅读也只是数字出版的一小部分。目前来看，部分传统出版机构在数字领域的资源分配情况，大约60%投入到手机运营；约20%投入到付费下载的WAP网站；10%左右投入到新浪、搜狐等读书频道的付费连载上；约5%分配到各种手持阅读器。任何一种阅读形式都有它的发展过程，出版人和运营商对新事物的熟悉都需要时间。基于现状去预言未来也只能是个理想状况，但有理由相信现有的格局已经在悄然改变。目前出版机构能做的最迫切的就是了解，了解这个行业以及数字出版的详细情况。只有知己知彼，方能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