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整个产业层面，缩小产业边界，走集约经营的发展之路。
　　
　　或许有点危言耸听，一旦教育的数字化和无纸化得以推行，将直接剥夺出版业一半以上的产业总量。如果失去教材，恐怕我们不得不重新界定产业边界，缩小产业边界或许将不得已而为之。中国出版产业是一个以教材教辅为主的产业结构，一般估计教材的产业比重应该在60%以上，那么现有规模的40%将是除去教材之后的新产业边界。与此相对应，在美、英、日等出版业发达国家，大众读物的产值贡献率分别是60%、50%和80%，所以，不考虑教材，中国出版市场其实是个异常狭小的市场。
　　
　　市场结构决定产业行为，一直以来，因为有教材利润的保障，中国出版依旧可以通过品种扩展的方式实现一般图书的总量增长，可是，当失去教材利润，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显然将难以为继，缩小了的产业边界，将迫使我们不得不走集约经营的发展之路，也就是减少总品种供给，提高单品的经营效率。
　　
　　依照经济学理论，完全竞争的产业环境下，当供给与需求均衡，市场则实现均衡，一旦供过于求，就会形成买方市场，因为竞争激烈，就会有部分供给主体因为赚不到正常利润而被淘汰出局，供给持续减少，直至供给与需求实现新的均衡。缩小产业边界，减少出版品种供给，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其一，减少出版机构退出产业的政策壁垒，允许经营效率低下的出版机构破产倒闭；其二，减少书号供给，增加书号资源的使用成本，提高书号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提升出版产业的进入门槛。
　　
　　网读不是“纸读”，纸媒出版不会消亡
　　
　　在未来，缩小了的产业边界可能会有多小，纸媒出版会不会逐步收缩以至最终消亡？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取决于传统图书在未来的使用价值。在媒介载体进化史上，因为失去了未来的使用价值，简策简牍最终被书籍所取代，那么，在数字化多媒体浪潮之下，图书会失去未来的使用价值吗？答案是，必定不会，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图书仍然具有两项基本的使用价值。其一，它是适合阅读习惯的一种载体，两千年的存在，形成了既普遍又深刻的纸媒图书阅读习惯，陈之藩先生曾说，“许多许多的历史才可以培养一点点传统，许多许多的传统才可以培养一点点文化（习惯）”，习惯的力量使得纸媒仍然具有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如此顽强，以至于所有挑战的力量都不得不有所顾忌，譬如，那些新锐的电子阅读器载体普遍称呼自己为“电纸书”。这个有趣而典型的例子给我们的启发是，面对未来的挑战，培养并巩固传统阅读习惯是纸媒存续的根本。
　　
　　其二，纸媒是进行深度阅读的最佳载体，与浅阅读的快餐式、泛娱乐化、随意性和碎片性相比，深阅读才真正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正如朱永新先生所说，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阅读率下降的背后是民族素质的下降，现在部分国民心态浮躁，与疏于阅读、远离经典，缺乏应有的文化底蕴不无关系。
　　
　　
　　有趣的是，在1940年代，由于电视的普及，纸媒也一度面临类似于今天的这种挑战，因为，与纸媒相比，电视无疑具有先天的优势，它不需要识字即可观看，因此门槛更低，更容易为最广泛的受众接受，它的图像形象生动、直观易懂，比书籍单纯的黑白文字更加吸引人。然而在电视迅猛发展的20世纪后半叶，传统出版非但没有消亡，其重要性反而进一步得以突出，因为人们发现，直观的电视媒介引发了大众审美鉴赏力的退化和文化水平的普遍下降。作为一种直观形象的“感受型”媒介，电视媒介直接作用于人的视听感观，一目了然、浅显易懂，它于不知不觉中消磨人们进行经典阅读和深入思考的耐心，使人习惯于浮光掠影的信息接受，使人满足于浅层的表象思维而逐渐疏于深入思考，电视的普及引发的受众思维行为惰性化的负面效果，使得人们重新认识传统阅读的重要价值。现在，我们又走到了这样的关口，在数字化多媒体的浪潮之下，无论是社会还是我们自己，同样需要重新认识传统出版的价值，不抛弃，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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