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说长寿命经》是版印还是写本。大理国时期《佛说长寿命经》是否为版印佛经及其相关问题，也能证实大理国肯定已有版印技术的存在。《佛说长寿命经》是1956年大理凤仪镇北汤天董氏宗祠中发现的大理国经卷之一，现存云南省博物馆。张秀民先生将此经卷定为大理国时期的木刻版印本（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晓岑先生认为是“误定，该经卷应为写经”（参见李晓岑：《白族的科学与文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但文中既未说明“误定”的原因，也不曾说“应为写经”的根据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佛说长寿命经》为大理国时期的版印经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佛说长寿命经》（以下简称《长寿经》）的文字风格及其结构。细观《长寿经》的文字，很明显是由前后截然不同的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为《长寿经》原文，后半部分为敬奉佛经者书写的发愿文。因为发愿文的篇幅较短，但内容及书写格式却很重要。故将其全文照录于后（文中的标点为引者所加）：

　　“谨具奉佛：祈祥弟子董圆通鼎、助道春姐资为幼男延寿、郁女妙清、堂亲董金刚梁、私下奴成及牛马六畜等。伏愿紫云荫下，四百四病而不侵；智炬光中，三毒三灾而除净。祛疾病于他方，求禄命以延长。追为慈妣亡人王氏金鸣贵、故姐董氏药师羌等魂神往净邦，识归乐土，情与无情，共成佛道。”

　　如果我们再详细观察《长寿经》的纸张结构、文字风格及布局格式等特征，同样表现出前后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前半部分佛经原文用细密的淡黄蜡纸，文字规整，笔画均匀，刚劲有力，无错讹涂改，行距笔直，满行无一例外地均为17字，上下端皆有整齐的边框线；后半部分发愿文则为粗疏的灰白棉纸，书写随意，笔画不匀。且墨书中夹有朱文，行距不端正，满行字不等，文字上下端无边框线。很显然，《长寿经》的前后两部分并非同一时间、同一笔者书写而成，而且两者之间的粘接痕迹也清晰可见。鉴于上述现象，我的初步判断是：《长寿经》的前半部分经文为刻本版印而成，后半部分的发愿文则为手写体。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我的看法是，因佛教为大理国时期的国教，信仰者及礼佛、奉佛者甚多，上自国王下到一般平民大抵皆如此。因为社会上佛事活动频繁，对佛经的需求量也大，然而奉佛和发愿者不可能人人都有条件为佛祖“敬刊”和“敬造”一卷或一册佛经，于是善男信女们只能从市场上购买一卷现成的版印佛经（根据不同用途购买不同类型的佛经），然后在卷尾另粘接一纸书写发愿文，既省事、又省钱，同样能体现向佛祖“敬刊”或“敬奉”佛经的许愿，达到“祛疾病于他方，求禄命以延长”的目的，而且各个方面也都能说得过去。

　　大理国时期写本佛经和刻本佛经的明显差异。大理国写本和版印佛经是有明显区别的，一般不容易混淆。如凤仪镇北汤天董氏宗祠发现的写本佛经《通用启请仪轨》一卷，其卷尾题记为：“爰有佛弟子持明沙门释照明俗讳杨义隆，为幼男杨隆俊为己人为敬写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业一百张一卷……时保天八年岁御丙辰九月十五日谨记。”并钤有“大理国印”，现藏云南省图书馆【按：“保天”为大理国16代王段正严（亦名段和誉）纪年，八年当宋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又如20世纪40年代，吴乾就先生在大理下关发现一卷赵泰升于大理国时期写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尾题记为“大理国灌顶大阿左梨赵泰升敬造大般若经一部……时天开十九年癸未岁中秋望日大师段清奇识”，背面钤有“皇帝圣德丰载玄珠”及“灌顶阿左梨释智生为法界有情等敬造”印，现藏云南省博物馆【按：“天开”为大理国19代王段智祥纪年，十九年当宋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通过大理国时期《通用启请仪轨》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两部写本经卷，与版印《佛说长寿命经》的对比研究，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写本佛经的行距不规整，满行字数不固定，字体字形不规范，行书、草书、楷书混用，笔画粗细不均匀，尤其是多处错漏字处有填补、涂改、朱笔旁批及圈点符号较多，大大影响了佛经表面的整洁与美观。这些同一时期写本佛经的特点，在大理国时期的《佛说长寿命经》及《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刻本经卷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大理国与元代刻本佛经的比较。大理国时期，云南已有数量较多的版印佛经发现，这从凤仪北汤天董氏宗祠和大理佛图寺塔出土的佛经中已得到证实。如佛图寺塔出土的一卷《大方广佛华严经》，纸本，卷轴装，楷书，上下端均有边框线。长630厘米，宽30厘米。现存大理市博物馆。此卷佛经行距端直、均匀，满行17字（与前述《佛说长寿命经》同），字迹清晰，字体统一，无一涂改，更无错漏填补及旁批圈点。因系残卷，故未见纪年题记。但从其版式、字迹、纸张及行文等特征看，无疑是大理国时期的刻本佛经。又如与大理国刻本佛经同出于佛图寺塔的一册元代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同名《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刻本佛经，纸本，经折装，楷书，上下端均有边框线。每开宽10厘米，高30厘米，现存大理市博物馆。卷首有绵纸装裱的“童子拜观音图”，前五开绘“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会图”，卷尾题记为“苍山僧人赵庆刊造”。经文每开6行，满行17字，行距均匀、端直，字迹整洁、清晰。说明元代云南版印技术虽较大理国时期又有所提高（如图文并茂等），但从其纸质、版式、字迹、满行字数及版面清洁度看，仍然是一脉相承的。

　　云南版印技术的发展历程及特征

　　我们在探讨云南古代版印技术的起源、演变、成熟的发展历程中，以及云南古代民族对华夏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研究中，的确是有过许多深刻感受的，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在制作当地盛行的模印梵、汉文砖瓦，以及雕刻业火葬墓梵文经咒碑幢的过程中，无意中为我国版印技术的发明奠定了萌发的基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毫不夸饰地说，云南古代民族是我国印刷术起源的奠基者，他们对华夏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是永远值得赞誉和载入史册的。

　　前述《全唐文》载唐文宗太和九年冯宿奏禁剑南两川民间日历一事，很可能是唐剑南西川节度使所管辖的巂州及姚州等地少数民族所为。也就是唐德宗贞元十年唐蒙关系重归于好后，剑南西川节度使署新设的“云南安抚使”领地。因版印技术在当地民间流行已久，官方在少数民族地区又不便采取过激的、带有强制性的禁令。因此，我颇怀疑嶲州和姚州所属州县的百姓不仅是私印日历、从中牟利的积极参与者，也是这一违法活动的“乖敬授之道”者。因为在此禁令下达之前的近百年间，他们早已熟练地掌握了刻字模（甚至反刻字模）及版印等技术，只是当时的印刷品不是日历，而是建筑材料砖瓦上的梵、汉文字。

　　云南古代的版印业，大致形成于南诏晚期（最早不超过中期）至大理国初期，至大理国中期已相当盛兴。在此之前，当地虽有版印术，但大都模印在有字砖瓦的泥坯上。印模都是木制的，根据字数的多少，印模的大小亦有区别。大多数印模为反刻正印，印文看起来很顺眼；也有少量为正刻反印，印出的文字很别扭，有损美观。从南诏至大理国初，由于云南佛教逐渐盛兴，许多佛塔与寺庙建筑上均需大量印有梵、汉文字及佛教图画的有字砖瓦；加之当时民间火葬流行，许多火葬墓上的碑幢亦多梵、汉文经咒及佛教造像。因主持建造者及工匠们不懂梵文，于是在当时市场上便出现许多梵文样本的纸质印刷品（类似元明时期彝族毕摩版印的“甲马”之类），以便阿叱叻僧及工匠参照使用。后来随着版印技术的不断提高，云南民间也开始整卷、整册地版印佛经。同样随着版印技术的不断成熟，写本经卷则逐渐减少，至元明以来更难见到。有清一代，写本经卷在民间已基本上绝迹了。

　　在大理佛图寺塔和风仪北汤天董氏宗祠发现的大理佛经中，既有大理国时期版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也有元代中、晚期版印的同名佛经。因时代相距较远，两者的版印风格自然会有一定差异（但上下端均有边框线，满行均为17字等基本格式仍然相同）。有的研究者往往利用这些非本质的差异，即以元代的版印佛经，用来否定大理国版印经卷的存在，这显然是不太恰当的。正如我们不能用20世纪80年代产的解放牌汽车，否定50年初解放牌汽车的存在一样。更何况，大理国中期至元代晚期已有200余年的历史了，版印技术的风格、款式还能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