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南京六合农民画因法治文化元素的融入和催化,再度成为享誉全国的一朵奇葩,有着非常值得追溯回味的过程。在普法工作蓬勃开展的当下,一个个放下镰刀锄头、一个个曾经为了谋生而外出打工的老画工,被再次吸引而回到原籍,重新拿起画笔开展研究创作,让人感叹精神文化的力量所迸发出的强大感召力。
　　
　　“那阵子我一直在想,不能再放下画笔了,因为重新画画,找到了久违的成就感,精神上很自豪啊”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当时乡里的画工就有一两百人,耳濡目染的,闲下来不干别的事,就画着玩玩。”54岁的农民画家张国良操着一口地道的“六合话”说。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当地农民画的衰落,为谋生计,他不得不放下画笔,背起行囊外出打工。8年间,他的足迹遍布浙江、安徽、河北等多个省份。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即使早在1988年就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的冶山镇,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等发展瓶颈限制,和许许多多文化遗产传承所面临的困境一样,无法自己养活自己,政府又难以兼顾文化产业扶持发展,衰落甚至消失,是十分正常的趋势。
　　
　　“记得1985年,乡里文化站有培训,农民来一天有1元补贴,100多人就报名了。因为当时的农村灶头画、家具画以及梁柱画、中堂画、钟馗画等还比较盛行,还有一定市场,老一辈的甚至以此为职业谋生,加上很多乡村教师、老干部等也很擅长,农民画的确十分兴盛。”张国良回忆起那段岁月,十分感慨。
　　
　　没过几年,乡镇企业兴起,农村节奏也随之加快,对物质追求导致的浮躁心态逐渐弥漫,画工群体的整体流失,让小小的文化站难以抵挡。“整个90年代后期到再度受到重视的2007年前后的数十年内,几乎已经难以找到一个画家了。”如今担任镇文化站站长的农民画家胡斌说。
　　
　　2006年,时任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的王淑琴(已退休)基于“五五”普法即将开局、法制宣传载体的创新需要,在赴基层调研时,偶然间将目光聚焦到了曾经备受赞誉的六合农民画,并决定对上世纪70年代就兴盛的“四合农民画”进行挖掘,注入法治元素,恢复其生命力和蓬勃状态。
　　
　　据南京市司法局法宣处副处长白玉博介绍,当时的启动资金有两笔,其中一笔来自以500元一幅价格收购的12张法制农民画作品；另一笔则找来画家与新华书店合作,制作了5000本农民画台历所筹集的13.5万元经费,这些都全部投入到冶山镇,使六合农民画彻底摆脱衰落命运,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
　　
　　随后的数年内,南京市司法局会同文化局等部门,对六合农民画与普法工作“联姻”展开了更为广泛的调研。“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接到电话重新回到文化站报到的。”张国良回忆说,开始每周值一天班,当时家里还在为儿子建房。业余时间开始重拾画笔,又重新找到了年轻时的感觉,虽然每个月只有600元补贴,但精神上还是很享受的。
　　

　　与张国良一样,如今成为专职农民画家,还新当选为南京市人大代表的丁广华,则有着更为“坎坷”的经历。
　　
　　“为了挣钱,丈夫当时买了个四轮拖拉机,去采石场拉石料,我在后面跟着做苦力搬石头,日子过得十分辛苦。”丁广华回忆说,“要不是回来画画,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谁会知道我呢?”
　　
　　从小深受乡情民俗感染熏陶的丁广华,2009年刚回到创作基地画画,家里的活还丢不开。为了躲避暴晒,她还坚持早晨3点多起床随丈夫进宕口搬石头。上午9点下工后,到司法所楼上创作画画。“那阵子我一直在想,不能再放下画笔了,因为重新画画后,找到了久违的成就感,很多人开始了解我,精神上很自豪啊!”
　　
　　丁广华创作的一幅幅农民画精品问世、获奖,丈夫为了支持她,变卖了一度是全家赖以谋生的拖拉机,独自干起电焊工的活。“今年南京开两会,我第一次和市委书记、市长在一起座谈,心里甭提多激动了,也坚定了自己好好创作、好好发展的想法。”丁广华说。
　　
　　记者了解到,在近六七年间,随着30多名农民画家的回归,这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农民画研究创作的编辑部。“要融入法治元素,还必须对一些农村普法需求细细研究,而不拘泥于全家福、年夜饭、丰收等传统主题,为此我们开始组织外出实践、集体研究政策和法律,找到农民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去宣传法律。”胡斌说。
　　
　　“重拾农民画这一文化品牌,不仅展现了法治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感染力和渗透力,也为我们镇凝聚起难得的发展合力”
　　
　　随着农民画家纷纷回归,沉寂数十年的六合农民画展现出了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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