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出版业的发展迟缓也理所当然地导致数字印刷量的增长缓慢，按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发布的数据，2010年上海由数字印刷机印刷完成的产值5.95亿元，2011年增至6.19亿元，可以说无论是绝对值（2400万元）还是增速（4%）都显得缓慢，这既同数字印刷产品现有成本偏高让读者敬而远之有关，也同数字出版至今没有形成便捷的运营网络有关。
　　
　　我国出版产业数字化改革还停留在一家一户的低水平阶段
　　
　　数字出版发展缓慢的责任毫无疑问在于出版社，因为他们处于这一产业链的上游。知识分子云集的出版社当然了解数字出版的发展趋势与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现实的利益与他们的能力使得数字出版依然停留在一家一户的低水平上，大多在做的也就是将历史上已经出版的图书进行数字化录入。而且，每个出版集团几乎都在自建数字印刷工厂，掌握着内容资源的出版社至今希冀把与数字出版相关联的一切都捏在自己手上而不考虑走社会化道路，如何让数字出版做到联网运行似乎至今还没有一个机构在加以考虑。这一思想认识无疑阻碍了数字出版在国内的发展。
　　
　　数字出版的特点是按读者需求就近印刷，要做到这一点，绝不是靠一家出版社或者一个出版集团的力量，而是必须利用社会上现有的数字印刷工厂，通过网络连成一片，由内容供应商（出版社）、渠道供应商（网络提供者）与印刷供应商共同来完成。
　　
　　再则，数字出版的优势是能够根据读者的需求，为读者量身定制。比如，某位研究生为了书写论文，希望有专业出版社为他提供一本专业图书，反映一段时间来围绕此项研究专题已经发表的最新成果，如果能够完成研究生的这一诉求，我们的出版业自然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但至今又有哪家出版社有如此可能呢？再退一步说，又有哪家出版社感到在走进数字出版时代后应该去做上述工作？可能至今还只能说没有，我们的认识还没有达到这一境界。既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沾沾自喜！我们应该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应该建设一个出版业的“中国银联”
　　
　　“中国银联”不是银行，是银行间的一个交换平台，他为银行提供关联服务，也从银行得到回报。“中国银联”无疑是银行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中国有着500多家出版社，是否也能建设一个类似于“中国银联”的“中国版联”，他也不以自身组织出版为基本业务，而以为所有出版社提供数字出版的共享平台为责任，同“银联”一样，他的收入也不来自于自己面对社会的经营，而是因为为出版社的数字出版提供了平台，完成了关联业务，那出版社应该在自己的获利中拿出一块交纳给这一平台，当然，也由这一平台完成对所有关联企业的相应分配。
　　
　　同组建“中国银联”一样，组建“中国版联”应该是由国家有关部门牵头。因为，惟有他们才有可能着手去做这样一件事关所有出版社的事情，任何一家具体的出版社或者出版集团都难有如此权威去凝聚如此多的出版机构。因为，组建这样一个运营平台，牵涉到各方的利益，需要权威部门协调，惟有国家有关部门才有如此权威。因为，组建平台需要相应的资金，由政府先行出资待成熟后再逐渐偿还比较容易走通。可以相信，这样的事情做好了或许推进数字出版的前提也就有了，否则，更多的还是雷声大雨点小，真正推进的成效并不明显。
　　
　　上述想法可能幼稚，但如果由此能够引来更多的、实实在在有助于数字出版发展的金点子自然就更好。
　　
　　一言以蔽之，数字技术的出现推动着社会的变化，顺应发展潮流，主动推进数字出版是当代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能否做好这项工作，不仅关系到数字出版的发展，而且与数字印刷的发展紧密相连。我们为数字出版迄今已经取得的成绩欢与鼓，我们更期待着中国数字出版事业的井喷，真正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出出版业的力量。
　　
　　今年是中华书局成立百年纪念，胡锦涛总书记特意向中华书局发去了贺信。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曾经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百年前的出版人尚且有如此认识，难道今天的出版人不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