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四楼一间朴素的办公室里，我和美编夏芳见到了这位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在进门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与印刷史相关的书籍与材料，论及印刷史学界的人与事，老人声如洪钟、思维清晰，谈起自己投身革命洪炉的激情岁月，更是神采飞扬、历历在目。

  他先向我们介绍了他之所以写作《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史》的原因。他说，万老从事印刷工作整整八十年了，他编写这部书，不为沽名钓誉，只求为后人的研究做一点积累的工作。他有时一天伏案七八个小时，近来听力减弱很多，助手郭宝宏只能通过在纸上写字与他交流，不过他仍在坚持，自信能在三年内将续篇的30多万字也写出来……

  我在纸上写下了“张秀民”、“韩琦”等名字，问他认不认识，并写了“韩琦是张秀民的外甥，我是韩琦的学生”。他看后，仰头哈哈大笑，说：“啊，看来找你来责编我这部书，是找对人了。我以前跟张秀民先生通过多次信，寄到嵊县去，向他请教印刷史的问题，北京的韩琦我也知道，但不熟悉。你看，《中国印刷史》是我经常要看的书，都被我翻得很旧了。”说着，他用手指指门口书桌上的那堆书，果然，有一本旧版的精装本《中国印刷史》在桌上放着，从外观上可以判断，显然已经被翻阅过无数次了。他又接着解释说：“我编写的这部书，跟《中国印刷史》还是不一样的。我做的只是资料整理的工作，很多资料还不是第一手的资料。”言语中带着诚恳和谦虚。

  谈到书中的九个繁体字时，他非常郑重地解释说，这九个字之所以一定要使用繁体字，一则希望以此促进海峡两岸的互相交流沟通，通过学术交流来增加相互的了解，争取早日和平统一；二则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和重视，汉字的简化给我们带来的未必都是好处。他还说，他非常希望能看到海峡两岸能各自挑选出几个字来改变，大陆使用繁体字，港澳台使用简体字，以此达到一种“书同文”的文化默契。

  谈完了书稿后，他意兴很浓，又向我们谈起了他的工作经历。在延安清凉山脚的万佛洞，他排过字、拼过版、管过工务、当过厂长，甚至还挎过枪、当过连长、打过游击。

  1954年，他被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主管印刷、科研、教育、物资等领域。当时，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任命状，他一直珍藏着任命状，由此激励着他不虚度每一天……

  三

  毫不夸张地说，万老是为印刷事业付出了毕生心血的。

  解放初期，他主持了对上海二千余家印刷企业的管理、改造工作。他作为创始人之一，为1953年上海印刷学校的创办竭尽所能。1958年6月，他被错误地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79年3月，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1986年1月离休。2009年入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他在离休前后致力于中国印刷工业史的编纂工作，倡论“书同文”。他参与了《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出版词典》《印刷科技实用手册》《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等书的编纂工作，尤其是在编著《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史》时真可谓呕心沥血。此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堪称是关于近代印刷工业发展的史料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