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的中国正面临着诸多挑战，过去的成功因素正变为未来发展的桎梏，中国经济在未来维持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的固有平衡变得越来越困难。

  首先，继续保持40%以上的高投资率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三廉价”（廉价资本、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能源）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高投资率很大程度上归结于高储蓄率。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去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指出的原因包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勤俭传统，欠发达的金融体系所导致的投资渠道的缺乏，社会福利系统和养老制度的滞后，甚至包括男女人口比例失调等。

  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的中国，因为人口结构逐渐老龄化，维持高储蓄率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高储蓄而形成的低实质利率也难以维系，投资的机会成本将大大增加，这些都将降低实体经济的投资率水平。与此同时，长年累月的高投资已经导致中国大面积的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未来继续靠投资拉动经济成长的空间在迅速缩小。

  此外，“企业化”的地方政府作为经济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因为软预算约束和道德风险，地方政府大肆投资已经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未来投资规模必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最后，中国过去十年的高投资率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但扭曲的房地产价格使得未来房地产市场投资继续大幅上升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再看投资资本收益率。中国开启经济改革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资本对劳动力的比例（capital-labor ratio）相较于高收入国家而言要低很多，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总体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能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整个经济对资本投入处于一种严重饥渴的状态，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比较高。这一因素，再加上中国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时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解释了中国经济发展第一阶段呈现的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但经过三十多年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资本总量已经大幅提升，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同时，制约投资资本收益率进一步提高的结构性因素也在凸显，尤以中国在制度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薄弱为甚。例如，在生产要素市场上，中国市场化的推进频遇障碍，国家仍然牢牢控制着生产要素市场。这至少带来两个后果。其一，当国家牢牢控制生产要素市场时，生产要素的配置肯定受到国家政策或是影响国家政策的利益团体的引导，投资资本收益率高的企业不一定能够得到足够的生产要素去发展壮大，从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其二，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度不够，容易导致生产要素的定价扭曲，从而起不到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不利用生产经营的效率化。中国经济在第一阶段的发展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这很大程度上与生产要素市场市场化程度不足有关。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急需改变靠投资率拉动经济增长这一模式，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在再度启动改革时将增长模式从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由粗放式经营转为效率驱动。只有当中国企业能够确实提高投资资本收益率时，降低投资率才不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率。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植根于中国经济生活的各种结构性因素彼此关联，交互作用，将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的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速度和质量。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阶段，我们需要寻找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之间的新平衡，而这种新平衡将更加倚重投资资本收益率而非投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