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在世界经济史上，中国经济从1978年以来至今取得的年均近9%的增速绝对称得上是震撼性的奇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全球的经济版图。国际经济学界由此兴起了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机理的热潮，并尝试着给出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合理解释。而有关中国渐进式经济增长逻辑与发展路径也在全球范围内被有关国家借鉴，或许在将来某个时间，中国发展模式会成为独立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的三大模式之一。但是，真实世界一般不兑现静态的假定。如今，中央首次明确表示，“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说明最高决策层已高度不认可依靠大当量货币投放取得的泡沫型经济增长。因此，无论去杠杆化过程有多么痛苦，会招致多大阻力，作为化解系统性经济风险的一道必经手术，这都是明年乃至“十三五”时期经济政策的重要步骤。这一步是绕不开躲不过的，谁也无法承担中国庞大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和巨额地方债和企业债危机爆发引致的系统性经济与社会冲击风险。日本和美国经济发展的前车之鉴，当然值得中国仔细研究与深刻检视。

  文章指出，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既要求各级各地的政府与有关市场主体做好适应新常态条件下的经济政策调整与增长动力切换的相关准备，更要在清除经济发展沉屙的基础上，确定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常态增长逻辑：以建立在持续有效研发投入基础上的技术进步与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显着提升，促进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

  殷鉴不远，纲举目张。中国既已确定经济新常态时期的经济策略与下一步经济政策路线图，那么在明年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各级各地政府就须在深刻理解经济新常态基础上，切实转变经济增长观念，找到适应各自实际情况的经济改革路径，以政治家的大格局与政策素养治理经济与社会；有关部委更须将政策着力点放在如何更好服务于新常态下经济政策的及时调整与前瞻性预期上。类似年底财政突击花钱、变相经济刺激政策的不时出台、货币政策水龙头拧开难关等短视政策现象就须及早消除。掌握着政策枢纽的有关部委尤其还要尽力避免政策出台的“合成谬误”，尽早将政策调整统一到中央的政策步调上来。所有这些，都为启动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所需的投资效率改进、技术创新发展、人力资本提升以及配套的制度保障改革服务。

  文章强调，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效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推进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根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