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性动力。所谓“过程性动力”相当于经济发展的“随行加油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赋予发展动力。结构优化的实质是分工深化，分工深化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源泉。对此，亚当•斯密已有充分论证，简单说就是发展取决于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取决于好的制度安排。在斯密看来，好的制度安排就是“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现在看来，好的制度是“看不见的手”(市场)和“看得见的手”(政府)两只手的有效配合，即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结构优化是如何带来经济发展的呢？我们来看看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结构优化的表现。从分工角度看，工业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就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农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从较低效率工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城镇化就是人口和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农村向较高效率城镇转移、从较低效率城镇向较高效率城镇转移的过程，其结果也是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区域内不同地区分工协作的深化，进而共同提高效率、实现共同发展。
  
  再次，要素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从两个层面起作用：一个层面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经济发展，如大规模增加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带来经济发展，另一个层面是要素升级(或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或档次)带来经济发展。要素升级比较典型的表现是前面已提到的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信息化等。技术进步、信息化，一方面可以大限度地降低各种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显着提高附加值，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只要想想互联网技术是如何极大地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如何显着地增加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就可以感受到技术进步和信息化的威力。人力资本既包括一般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也包括企业家才能，人力资本提升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和企业家综合能力的提高上，能力的提高无疑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发展。
  
  上面分别对“三大发动机”为何是经济发展根本动力进行了简要分析，这还不够，还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分析。从最简化的生产函数关系式Q=f(L、K)中，我们也能看到“三大发动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生产函数关系式左边是产量Q或GDP，相当于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右边是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表面看，在这个关系式中找不到“三驾马车”的影子，但细一想就会发现，产量中不能被劳动和资本投入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隐含在f中，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就是“三大发动机”。而且，要素投入也受“三大发动机”制约，如资本既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作为结果必受制度变革、技术进步等的影响。
  
  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三大发动机”并非是完全并行的，其中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发动机，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两大发动机都要受其制约和影响。在好的制度下，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都能得到顺利地推进，反之在不好的制度下，则不能得到顺利地推进。因此，发动“三大发动机”的关键是抓住制度变革这个“牛鼻子”，纲举则目张。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如何找准新动力又是寻找新动力的关键。找准新动力不能想当然拍脑袋，或仅根据经验进行判断，还要将找新动力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分析基础上。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囿于既有的部分理论，将视野局限在需求边短期动力——“三驾马车”上，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扩大消费，结果是过度依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等来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带来了短期立竿见影的增长，但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以至于现在不得不花较长的时间对前期刺激政策进行消化，不得不全力应对高房价、高负债、高产能过剩等经济风险。鉴此，当前和今后我们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特别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部署，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到一个好的新常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