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张家口印刷工会”
2015-06-12 08:33:37.0 来源：张家口在线 责编：江佳
- 摘要：
- 1930年10月，上海世界书局张家口特约发行所和张家口统一商行书店经理俞少之受好友夏辑五委托，承办了察哈尔省政府的印刷厂，改名为私营的“统一印刷局”，印刷出版由夏主编的《察省日报》。
【CPP114】讯：1930年10月，上海世界书局张家口特约发行所和张家口统一商行书店经理俞少之受好友夏辑五委托，承办了察哈尔省政府的印刷厂，改名为私营的“统一印刷局”，印刷出版由夏主编的《察省日报》。俞少之从北平聘请了一批工人，来时虽然谈妥工资和生活待遇，但因当时张家口的生活水平比北平还相差很远，这批工人到张后感到有所失望，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资。俞因双方已经讲好，未予同意。因此，双方争执起来，工厂不能及时开工，报纸也不能及时出版。为打开僵局，报社和省政府有关人员出头作了一番调解。这批工人提出，不愿留张工作，要求赔偿往返损失，把他们送回北平。起初俞不同意，后来经过再次调解，情况发生变化，工人中有一部分愿意留下来，有的则坚持要回北平。俞表示，要回去的按要求送回北平，不愿回去的请留下来工作，工资和待遇可以重新协商。这样定下来以后，原来领队的张永兴等七八个人回了北平，余下的罗文义、王润宝、何绍培、倪文禄、李文禄等七八个人留了下来。
工厂开办后，工人不敷使用。俞少之又从北平请来以常在鑫为首的曹万仓、马玉衡等七八个排字工。俞鉴于上次招聘出现的问题，这次事先作了周到的协商安排，所以，第二次被招的工人到张后没有什么意见，很快投入工作。
俞少之开办工厂、招聘工人的事安定下来后，报纸按时出版了。但是工人们感到，尽管重新协商了工资和生活待遇，工人和厂方的矛盾还是会经常产生的。于是，常在鑫等人提出要求组织工会，从根本上保护工人的利益。这个要求首先向厂方提出，厂方转告俞少之，俞表示工人只要遵守已有协定，不节外生枝，保证工厂正常生产，他没有任何意见，成立工会可由工人自己作主。
在旧社会，工人是受压迫的阶级，工人自己成立工会，一般要遭资方反对。再说，当时成立工会需向国民党省党部申请，由省党部组织部门派人了解情况后批准。国民党本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虽然批准工人成立工会，让工会保障工人的利益，可同时它还要保护资本家及其厂方的利益。因此，在工会和厂方发生矛盾时，它无非是起一点仲裁作用而已。俞少之很懂得这一点，因此对这件事未持异议。
俞少之是商业资本家，不善于经营工业。他办厂纯粹是为帮朋友办报，而不是为了赚钱。加之有开始时因和工人发生争执而影响报纸按时出版的教训，他对工人不象一般资本家那样苛刻，生产任务排的不紧，待遇也偏高，技术工人的月工资差不多相当于省政府的科员。因此，工人们对他也就少有挑剔，他也就不怕工会对他有所危害。在此情况下，工会很顺利地成立了。
1931年4月，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批准统一印刷局工人成立工会。开会那天，省党部组织部派一个叫陈受时的来参加，工人和管理人员全部出席。工人代表常在鑫宣布开会，讲了成立工会的意义、要求，论述了工人和工会的关系。陈受时代表省党部讲话后，常在鑫又当场提出选举工会委员和工会主席。陈认为此会只是筹备会，待确定工会章程，并提出候选人后，才能召开成立大会，选举委员，推举主席。常在鑫却以工作忙、时间紧为由，要求手续从简。陈受时当下用电话向省党部请示，回答可以从简。于是，统一印刷局印刷工人工会就在那天正式成立了。会上选出几名委员，共推常在鑫为主席，所有从北平请来的工人和本厂原有的工人、学徒都成了当然会员。但此后却从未进行过会员吸收、登记和发证工作，更没有要求会员交纳会费。工会非花钱不可时，也由厂方帮助解决了。
工会成立伊始，常在鑫等还想以统一印刷局工人为主，联合全张家口所有印刷工人成立张家口印刷工会，但未能如愿。其原因在于：当时，张家口除了俞少之承办的统一印刷局外，仅有一家福岚镎印刷局和一些经营石印业务的小作坊，有印刷工人总共七八十人。这些厂家、作坊的工人一般都是从学徒成长起来的，和资方矛盾不大，他们不愿意得罪老板，老板们也不愿意让工人参加工会，以免招惹是非。加上宣传不力，这些工人对入会没有太多兴趣。到后来，名为张家口的印刷工会，实际上仅仅是统一印刷局的独家工会而已。
如前所述，由于统一印刷局工人的生活待遇基本上能有保障，因而自工会成立后内部也没有出现过劳资纠纷。工会的活动主要就是面向社会了。
那时候，张家口经常有群众集会，每有活动，印刷工会都去参加。为此，特制了一杆上缀“张家口印刷工会”几个黑字的白布标旗，以供集会时使用。从1931年4月起，在张家口的工人运动中，又增加了这么一支有组织的、人数不多的印刷工人队伍。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张家口印刷工人知道最早，行动最快。9月19日凌晨，他们除以最快速度完成了当天报纸排印任务外，还赶印了大量“号外”，天刚亮就分头到大街小巷散发。20日上午，各界群众齐集省政府请愿，要求驱逐日寇，印刷工会的标旗早早地立在省政府大厅旁，印刷工人几乎全体出动，在会上喊的口号相当响亮。不久，张家口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印刷工人利用工余时间参加宣传、检查，并明确提出：不用日本纸印报，也不用日本纸印制其它宣传品。印刷局经理和报社社长做出改用加拿大纸印报的决定后，印刷工人又向纸庄指出，就是加拿大纸如没有原封商标也决不使用，以防假冒。察哈尔省抗敌御侮后援会成立后，印刷工人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募捐、慰劳活动，有时还打着印刷工会的标旗走上街头、深入公共场所，宣传抗日救国道理。1932年，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英勇抗战，胜利消息连续送回张家口，印刷工人和编辑人员一起，反复变换编排，天天都能按时刊出振奋人心的报道。
1932年春，察省政局发生变换，省主席刘翼飞去职，《察省日报》停办。俞少之因好友不再办报，自己无意继续承办工厂，但因省政府正在新旧交替，无人接受他的辞呈。俞少之在不印报、无收入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统一印刷局的局面，很受工人的谅解，俞也便打消了对工会的顾虑。不久，宋哲元率二十九军来到张家口，就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继续出版省级报纸《国民新报》，由天津老报人王梦麟担任社长，负责报纸编采工作。王梦麟要求俞少之给予合作。俞出于内外情面关系，继续经营起统一印刷局。由于印刷工会和它的工人们在这个时候给了俞少之很大帮助，进一步巩固了以往的劳资关系，工会活动仍然还是面向社会。不足的是，工会作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对工人的帮助、关心不够，甚至对工人们的文化生活没有一点表示，以至其他厂家、作坊的印刷工人始终不愿接近它，恐怕这也是印刷工会没有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1932年秋后，就在《国民新报》排印量甚大时，有人找到统一印刷局，要求按期为之排印一份小报。管理人员遂和几个工人骨干商量，工人们一听此报名叫《抗日前线》，二话没说，同意承揽，当即决定在排印《国民新报》同时排印《抗日前线》。《抗日前线》是四开四版小报，隔天一期，编稿发排校对只有一人，自称姓王，南方口音。他尽管很快和工人们熟悉了，但从来不报名字，也不提报社在哪，大家只好尊称他为王先生。他编的《抗日前线》上除刊登长城沿线抗战胜利消息外，还有不少议论文章。那些文章谈的都是抗日救国道理，可字里行间经常流露出有关阶级、阶级斗争、政权问题。日子久了，王在偶与工人闲聊中，也时常提到此类问题。工人们逐渐明白，这位王先生可能是共产党，《抗日前线》大概是共产党的报，要不怎么那样神秘呢。当时，南京国民党拿共产党当作头号“敌人”，“九一八”以后提的口号就是“先安内，后攘外”。但工人们觉得，不管该报是否是共产党办的，反正是宣传抗日，为出版抗日报纸出力是应该的。因此，大家约定：只管为王先生排印报纸，不要多问别的。而王似乎也察觉到这一点，再不和工人们闲聊了。王总是在夜里到厂发稿，利用工人排报的间隙找个地方睡觉，版成后他起来校对，付印后即离去。第二天凌晨，由另一个人把印好的报纸取走，如此日复一日，直到1933年夏天，《抗日前线》报从未间断出版。平常，印完《抗日前线》的铅字版送回排字房，由排字徒工放在大案下面，开始是明着放。后来按师傅们所嘱，用纸毛子下脚料盖起来，等晚上再拆版。一天夜里，王先生按时来了，但和往常不一样，不但没有发稿，还显得相当严肃紧张，他要求先把印完的版赶快拆掉，越快越好。他亲自上手帮助还嫌慢，干脆提起版来哗啦一倒，没用五分钟，四块版全混在一起。王先生一再向大家道歉，说是事出无奈。然后只说了一句“后会有期”，即匆匆离去，再未露面。工人们明白了，可能又发生什么情况了。
果然，一个月以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迫瓦解，冯玉祥将军离开张垣。又过了些天，宋哲元率领二十九军刚刚返回张家口，南京和北平就指令他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眼见不少人被捕后遭到枪杀。期间，省党部和省政府的人也曾到统一印刷局询问《抗日前线》报和那位王先生的情形。这时，原来的工会主席常在鑫已回了北平，继任的叫刘珍。刘反复对大家说，只要大家都说不了解，就不会有麻烦。工人和管理人员都一口咬定，印《抗日前线》报是承揽业务，其它情况不了解。由于在统一印刷局没有找到一张《抗日前线》报，问了几次也问不出什么来，又找不出别的什么毛病，他们也就没有再来。
对于张家口印刷工会参加社会上的抗日宣传活动，省党部既未有过支持，也未加以干涉。国民党省党部对印刷工会履行了一次批准手续后，就放手不管了。
按说，工会是工人的组织，工会只有在工人阶级的政党领导支持下，才能有所作为，有所发展。由于当时共产党处于地下活动时期，工人们不懂得找共产党，也不懂得明着要国民党批准，暗着应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道理。结果，张家口印刷工会虽未沾上“黄色工会”污点，但也未争得“红色工会”的光荣，只是独立存在了二年多，在抗日高潮中参加了不少有益的社会活动。
1934年秋，《国民新报》社长张文穆变换印报厂家。俞少之交回官方工厂设备，结束了私营统一印刷局的业务，除少部分工人学徒回书店外，大部分技术工人都回了北平。张家口印刷工会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工厂开办后，工人不敷使用。俞少之又从北平请来以常在鑫为首的曹万仓、马玉衡等七八个排字工。俞鉴于上次招聘出现的问题，这次事先作了周到的协商安排，所以，第二次被招的工人到张后没有什么意见，很快投入工作。
俞少之开办工厂、招聘工人的事安定下来后，报纸按时出版了。但是工人们感到，尽管重新协商了工资和生活待遇，工人和厂方的矛盾还是会经常产生的。于是，常在鑫等人提出要求组织工会，从根本上保护工人的利益。这个要求首先向厂方提出，厂方转告俞少之，俞表示工人只要遵守已有协定，不节外生枝，保证工厂正常生产，他没有任何意见，成立工会可由工人自己作主。
在旧社会，工人是受压迫的阶级，工人自己成立工会，一般要遭资方反对。再说，当时成立工会需向国民党省党部申请，由省党部组织部门派人了解情况后批准。国民党本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虽然批准工人成立工会，让工会保障工人的利益，可同时它还要保护资本家及其厂方的利益。因此，在工会和厂方发生矛盾时，它无非是起一点仲裁作用而已。俞少之很懂得这一点，因此对这件事未持异议。
俞少之是商业资本家，不善于经营工业。他办厂纯粹是为帮朋友办报，而不是为了赚钱。加之有开始时因和工人发生争执而影响报纸按时出版的教训，他对工人不象一般资本家那样苛刻，生产任务排的不紧，待遇也偏高，技术工人的月工资差不多相当于省政府的科员。因此，工人们对他也就少有挑剔，他也就不怕工会对他有所危害。在此情况下，工会很顺利地成立了。
1931年4月，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批准统一印刷局工人成立工会。开会那天，省党部组织部派一个叫陈受时的来参加，工人和管理人员全部出席。工人代表常在鑫宣布开会，讲了成立工会的意义、要求，论述了工人和工会的关系。陈受时代表省党部讲话后，常在鑫又当场提出选举工会委员和工会主席。陈认为此会只是筹备会，待确定工会章程，并提出候选人后，才能召开成立大会，选举委员，推举主席。常在鑫却以工作忙、时间紧为由，要求手续从简。陈受时当下用电话向省党部请示，回答可以从简。于是，统一印刷局印刷工人工会就在那天正式成立了。会上选出几名委员，共推常在鑫为主席，所有从北平请来的工人和本厂原有的工人、学徒都成了当然会员。但此后却从未进行过会员吸收、登记和发证工作，更没有要求会员交纳会费。工会非花钱不可时，也由厂方帮助解决了。
工会成立伊始，常在鑫等还想以统一印刷局工人为主，联合全张家口所有印刷工人成立张家口印刷工会，但未能如愿。其原因在于：当时，张家口除了俞少之承办的统一印刷局外，仅有一家福岚镎印刷局和一些经营石印业务的小作坊，有印刷工人总共七八十人。这些厂家、作坊的工人一般都是从学徒成长起来的，和资方矛盾不大，他们不愿意得罪老板，老板们也不愿意让工人参加工会，以免招惹是非。加上宣传不力，这些工人对入会没有太多兴趣。到后来，名为张家口的印刷工会，实际上仅仅是统一印刷局的独家工会而已。
如前所述，由于统一印刷局工人的生活待遇基本上能有保障，因而自工会成立后内部也没有出现过劳资纠纷。工会的活动主要就是面向社会了。
那时候，张家口经常有群众集会，每有活动，印刷工会都去参加。为此，特制了一杆上缀“张家口印刷工会”几个黑字的白布标旗，以供集会时使用。从1931年4月起，在张家口的工人运动中，又增加了这么一支有组织的、人数不多的印刷工人队伍。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张家口印刷工人知道最早，行动最快。9月19日凌晨，他们除以最快速度完成了当天报纸排印任务外，还赶印了大量“号外”，天刚亮就分头到大街小巷散发。20日上午，各界群众齐集省政府请愿，要求驱逐日寇，印刷工会的标旗早早地立在省政府大厅旁，印刷工人几乎全体出动，在会上喊的口号相当响亮。不久，张家口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印刷工人利用工余时间参加宣传、检查，并明确提出：不用日本纸印报，也不用日本纸印制其它宣传品。印刷局经理和报社社长做出改用加拿大纸印报的决定后，印刷工人又向纸庄指出，就是加拿大纸如没有原封商标也决不使用，以防假冒。察哈尔省抗敌御侮后援会成立后，印刷工人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募捐、慰劳活动，有时还打着印刷工会的标旗走上街头、深入公共场所，宣传抗日救国道理。1932年，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英勇抗战，胜利消息连续送回张家口，印刷工人和编辑人员一起，反复变换编排，天天都能按时刊出振奋人心的报道。
1932年春，察省政局发生变换，省主席刘翼飞去职，《察省日报》停办。俞少之因好友不再办报，自己无意继续承办工厂，但因省政府正在新旧交替，无人接受他的辞呈。俞少之在不印报、无收入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统一印刷局的局面，很受工人的谅解，俞也便打消了对工会的顾虑。不久，宋哲元率二十九军来到张家口，就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继续出版省级报纸《国民新报》，由天津老报人王梦麟担任社长，负责报纸编采工作。王梦麟要求俞少之给予合作。俞出于内外情面关系，继续经营起统一印刷局。由于印刷工会和它的工人们在这个时候给了俞少之很大帮助，进一步巩固了以往的劳资关系，工会活动仍然还是面向社会。不足的是，工会作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对工人的帮助、关心不够，甚至对工人们的文化生活没有一点表示，以至其他厂家、作坊的印刷工人始终不愿接近它，恐怕这也是印刷工会没有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1932年秋后，就在《国民新报》排印量甚大时，有人找到统一印刷局，要求按期为之排印一份小报。管理人员遂和几个工人骨干商量，工人们一听此报名叫《抗日前线》，二话没说，同意承揽，当即决定在排印《国民新报》同时排印《抗日前线》。《抗日前线》是四开四版小报，隔天一期，编稿发排校对只有一人，自称姓王，南方口音。他尽管很快和工人们熟悉了，但从来不报名字，也不提报社在哪，大家只好尊称他为王先生。他编的《抗日前线》上除刊登长城沿线抗战胜利消息外，还有不少议论文章。那些文章谈的都是抗日救国道理，可字里行间经常流露出有关阶级、阶级斗争、政权问题。日子久了，王在偶与工人闲聊中，也时常提到此类问题。工人们逐渐明白，这位王先生可能是共产党，《抗日前线》大概是共产党的报，要不怎么那样神秘呢。当时，南京国民党拿共产党当作头号“敌人”，“九一八”以后提的口号就是“先安内，后攘外”。但工人们觉得，不管该报是否是共产党办的，反正是宣传抗日，为出版抗日报纸出力是应该的。因此，大家约定：只管为王先生排印报纸，不要多问别的。而王似乎也察觉到这一点，再不和工人们闲聊了。王总是在夜里到厂发稿，利用工人排报的间隙找个地方睡觉，版成后他起来校对，付印后即离去。第二天凌晨，由另一个人把印好的报纸取走，如此日复一日，直到1933年夏天，《抗日前线》报从未间断出版。平常，印完《抗日前线》的铅字版送回排字房，由排字徒工放在大案下面，开始是明着放。后来按师傅们所嘱，用纸毛子下脚料盖起来，等晚上再拆版。一天夜里，王先生按时来了，但和往常不一样，不但没有发稿，还显得相当严肃紧张，他要求先把印完的版赶快拆掉，越快越好。他亲自上手帮助还嫌慢，干脆提起版来哗啦一倒，没用五分钟，四块版全混在一起。王先生一再向大家道歉，说是事出无奈。然后只说了一句“后会有期”，即匆匆离去，再未露面。工人们明白了，可能又发生什么情况了。
果然，一个月以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迫瓦解，冯玉祥将军离开张垣。又过了些天，宋哲元率领二十九军刚刚返回张家口，南京和北平就指令他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眼见不少人被捕后遭到枪杀。期间，省党部和省政府的人也曾到统一印刷局询问《抗日前线》报和那位王先生的情形。这时，原来的工会主席常在鑫已回了北平，继任的叫刘珍。刘反复对大家说，只要大家都说不了解，就不会有麻烦。工人和管理人员都一口咬定，印《抗日前线》报是承揽业务，其它情况不了解。由于在统一印刷局没有找到一张《抗日前线》报，问了几次也问不出什么来，又找不出别的什么毛病，他们也就没有再来。
对于张家口印刷工会参加社会上的抗日宣传活动，省党部既未有过支持，也未加以干涉。国民党省党部对印刷工会履行了一次批准手续后，就放手不管了。
按说，工会是工人的组织，工会只有在工人阶级的政党领导支持下，才能有所作为，有所发展。由于当时共产党处于地下活动时期，工人们不懂得找共产党，也不懂得明着要国民党批准，暗着应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道理。结果，张家口印刷工会虽未沾上“黄色工会”污点，但也未争得“红色工会”的光荣，只是独立存在了二年多，在抗日高潮中参加了不少有益的社会活动。
1934年秋，《国民新报》社长张文穆变换印报厂家。俞少之交回官方工厂设备，结束了私营统一印刷局的业务，除少部分工人学徒回书店外，大部分技术工人都回了北平。张家口印刷工会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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