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知道木版水印里为何得有个“水”字吗？

       那是因为这门奇特的技艺很多道工序都离不开水：印刷房间要保持一定的湿度、印刷用的宣纸也要事先喷水打湿、颜料要用水调制、印前还要往木版上刷水……老师傅说，只有这样，才能复制出中国书画独有的水墨韵味。

       脱胎于古老的雕版印刷术，木版水印已走过漫长的岁月。上世纪30年代，它曾因印制素雅柔美的信笺为人所知。上世纪50年代，荣宝斋通过技术突破，开拓出木版水印复制中国书画业务，使这一古老的技艺焕发新的生机。用木版水印复制出的书画作品几乎能乱真，留下了诸多令人称绝的佳作，也成就了无数传诵至今的佳话。据说，齐白石曾委托荣宝斋复制他的画作，印成后连他自己都分辨不出哪一件是真品；徐悲鸿曾因笔误把一条马腿画长了，荣宝斋复制时按他的要求缩短了一些，效果比原作还好，令徐悲鸿拍案叫绝；还有，耗时8年、刻版1667块复制成功的木版水印珍品《韩熙载夜宴图》，被誉为“次真迹一等”，意思是只比真迹差一点，至今仍代表着书画复制领域一座巅峰……

        目前就有一个来自大英博物馆的订单产品正在印制中。去年，他们还接待了一位特别的客户。那位客户有一幅老照片，指定用木版水印的方法复制。“刚开始觉得做不了，后来经过讨论觉得可以。复制的东西要达到原有的效果，照片的纸比较厚，我们就得用特殊的厚的宣纸去印。一边摸索一边干，最后出来效果非常好。”王丽菊说。

       一方面要保存技艺，一方面要照顾到市场需求，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幸运的是，依托荣宝斋，木版水印的发展获得了不少助力。荣宝斋自创立以来，一直秉承“以文会友，荣名为宝”的宗旨，与书画家们保持良好的互动，对其木版水印业务来说无疑是一笔无形的财富。据说，最早复制书画时，齐白石、徐悲鸿都曾亲到车间，观看指导各个环节。齐白石还曾为荣宝斋木版水印作品题字签售，这一做法至今仍在沿用，吴冠中、范曾等都曾为荣宝斋木版水印作品签名。

       “我喜欢这个工作，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并且能尽心来做。”

       观看木版水印的实际操作时，记者有很多惊奇的发现。他们的工具几乎都是自制的。崇德福的刻刀，据他说刀柄是30多年前跟荣宝斋一位老木匠要的边角料。王丽菊的棕皮刷子，也是一进荣宝斋就跟着师傅学做的，一直用到今天。还有印刷时用的鬃耙，外形像黑板擦，是将马尾的毛一根根排好粘成片，再固定在工具上。

       刻版的人都有一个小工作台，是倾斜的，上面蒙上布面，再罩上一张厚塑料(8665,40.00,0.46%)皮，既美观又防滑。崇德福说，“原来是用帆布，一是容易脏，再一个是刻版的时候经常摩擦，就磨光了，木版放上去打滑容易伤手。后来改用这种塑料，也是偶然想到的，看着简单，达到最好的效果。时间长了，肯定不知道怎么来的了。”

       说来也巧，王丽菊桌上就有一样不知道怎么来的东西。那是固定木版四角的黑色的圆状物，记者一打听，原来是膏药！听她说，这种老式膏药现在卖的地方已经不多了，拿回来后还得加工一下。它非常好用，凝固后会把版固定得很好，记者试了试，轻易掰不动。印完了，取下来拿手一焐，手温就能让它变软，还可以接着用。而且没有腐蚀成分，不伤木料。可以想象，当初这肯定也是某位能工巧匠灵机一动的结果，一直延用到今天。具体情形，已经没人说得出来了，这些已经随着技师们的技艺一起，成为木版水印独特魅力的一部分。

       王丽菊说，木版水印是“一项美丽的事业”。崇德福说，那是因为它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件工具都凝聚着前人思想的精华。”

       木版水印在复制时讲究原尺寸、原材料。因此，在复制过程中，笔墨纸砚全都用到。看师傅们手法娴熟地勾出线条，刻出弧度，再让宣纸洇出浓淡不一的颜色，真是一种享受。但只有真正深入下去，才会发现其中的技术难度。

       木版水印虽然是一种复制工艺，但要想复制出原作的精、气、神，首先得对原作有深刻的理解。一幅画从勾描开始，就要对画家的风格、笔势等弄清楚，这样才能留住作品的神韵。最普通的花卉画，看似简单，但总有叶片的前后关系、花瓣的浓淡关系，制出来的版怎么也得有六七套。这些版，谁先谁后，谁主谁次，不同的地方如何处理，都得弄清楚，否则印出来的作品就失去了生命，成为线条与色块的堆砌。

       拿印刷时的湿度来说，印不同的画，甚至一幅画不同的部位，对湿度的要求都是不同的。水墨淋漓的部分，就得让它水分足；枯笔干皴则相反。至于印刷中宣纸要打湿到什么程度、先印哪块版、屋子的湿度是否合适、在版上刷多少水等等，完全来自技师的经验，只能靠日复一日的积累和体悟。

       再比如，崇德福告诉记者，刻版中遇到干笔部分，就得比别的地方矮一些，“这样印刷的时候力度用好了，它就似沾非沾，出来效果特别好。”至于矮多少，印刷中又要用多大力，才能最终达到应有的效果，就要看技师们的掌控能力和配合度了。当年复制《韩熙载夜宴图》时，老师傅们无间的配合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00多块版，随刻随印。这块刻好了先印，印得差不多了，下一块也刻好了。”

       与此相应，木版水印人才的培养极为不易。在荣宝斋，从事木版水印的新人一般有3年学徒期，出来以后可以印些花卉蔬果等简单作品。要想真正把技术都学全了，起码要十年时间，这还算悟性好的。正因如此，一旦市场需求度不够，造成某一时期技师减少，要想再恢复就太难了。

       如今，崇德福和王丽菊肩负着承上启下的重任，他们比别人更能体会这门技艺的迷人和艰辛。崇德福说，“有人问我会不会改行，我说，‘改行对我来说就跟犯罪差不多’，我得把我上面老师傅们的东西传下去。”

       为此，荣宝斋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如退休人员反聘，从大专院校招收新人、开展业务竞赛等等。即便如此，要形成理想的人才梯队也还需要时间。目前，市场需求的增加已经让崇德福和王丽菊感到压力。加班加点赶制之余，如何既保证质量又满足需求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解志飞是2004年学校毕业后到荣宝斋从事木版水印工作的，当记者同他聊起技艺传承问题时，他显得很乐观。“因为师傅们都是毫无保留地教，也鼓励我们创新，跟我差不多的这一批人心都比较静。”他说，“我喜欢这个工作，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并且能尽心来做。”

       毫无疑问，困难仍会在一段时间内存在。不过，还有什么比乐观的市场前景和越来越多人怀抱兴趣投身其中更让人高兴的呢！这一奇妙的技艺，未来又会带来怎样的传奇故事，让我们拭目以待。

       画则以特制的绢印制。由于绢不易着色等特点，我国雕版印刷术出现后1300年间没有留下绢本印刷的任何记录。1954年，荣宝斋技师田永庆发明了“印绢上水法”，攻克了绢画印制的技术难关。此后，绢本印刷才成为可能。

       从那时起，到高水平完成绢本复制，仍有无数技术细节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1979年完成的《韩熙载夜宴图》就是绢本木版水印作品，当时曾有幸旁观的崇德福回忆说，“印的时候很复杂。就说仕女的眼睛，线条非常细，用劲稍大一点，肯定就粗了；有一点偏差就印重了。那么厚的绢，全靠手感。光眼睛就印了5遍，颜色一点点儿沾上去，不跑不偏。印完一看，眼睛是立体的、有神。”其中的分寸把握，也只有在实践中通过锻炼来掌握。崇德福感叹道，“为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技术要求特别高。”除《宋元画册》外，荣宝斋也在积极准备重新印制《韩熙载夜宴图》，使蕴含其中的“活”的技艺不断传承。

       “这种工艺不能靠数据衡量检验，而是每一环节都得靠手工把握，这是一种活的传承。”王铁全说。

       结合时代和技术的进步，也为了更好地开拓木版水印产品的市场，荣宝斋也在木版水印营销方式上做了不少革新。比如，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始接订单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