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张秀民著、韩琦增订的《中国印刷史》介绍了一种“锡浇版”，认为是清乾隆年间发明的用锡浇铸的印版。] 
       【中华印刷包装网】古代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并在长期使用中不断改进、创新，例如制版的材料，除主要使用木版外，还尝试过金属、陶瓷等。学者们也乐于寻找各种与古代印刷有关的史料，使中国印刷史的内容丰富多彩。
        张秀民著、韩琦增订的《中国印刷史》介绍了一种“锡浇版”，认为是清乾隆年间发明的用锡浇铸的印版。书中说，明初已有人用锡版来印造伪钞，遭到极刑。清乾隆五十二年歙县程敦为印《秦汉瓦当文字》一卷，“始用枣木摹刻，校诸原字，终有差池。后以汉人铸印翻砂之法，取本瓦为范，熔锡成之。”秦汉瓦当多有阳文，少或一字，多至二十字，普通为“长生无极”，“长生未央”，“长乐未央”，“延年益寿”等四字吉利语。程氏舍枣木刻，而用熔化的锡镴浇铸翻印，可称别开生面的印刷。
        《秦汉瓦当文字》一书流传到现在还有不少，也曾出现在拍卖会上。如果真像《中国印刷史》作者说的那样，此书是“用熔化的锡镴浇铸翻印”的，确实值得大书一笔。因为用非木质印版印刷的古书流传下来的，实属凤毛麟角。但观察此书实物，我们发现事情有些复杂，还不能直接把《秦汉瓦当文字》归类为锡版印刷品，或认定乾隆间有人使用锡版印书。
        这本书每页著录一枚瓦当图像，配以文字说明。一翻开书，就能发现其印刷的确有些特别：文字部分与常见的木质雕版印本无异，图像部分则形态不同，首先纸张有捶打形成的褶皱，其次墨迹上有明显的布纹，这是拓印器物所用扑子留下的痕迹——显然，瓦当图像属于拓本，而非印本。仔细观察，还能发现瓦当图像的边缘有时压住版框，说明书页是分两次印刷的：先雕版刷印版框和文字，再拓印瓦当。《秦汉瓦当文字》应是雕版印刷和拓印结合的印刷品。
        其实，程敦在书中对瓦当的印刷方式已做了说明。除上文引述的文字之外，他还说：“敦以诸君聚之不易，无所记载久恐散亡，爰刺取其文之不同近、文同而字异者，都为一卷，每文之下，著所从获。但拓本有真有仿，真本已不可得，则取仿本足成之，亦著明焉。”这里，他说明瓦当图像为“拓本”，有据真瓦拓的，也有据仿制瓦拓的。那么，“取本瓦为范，熔锡成之”是在做什么呢？程敦此书印量很大，古瓦当易损坏，尤其经不住反复捶打，为了大批量地把图像拓印到书上，程敦先用枣木复制瓦当，但图文失真，不成功，于是他又用“翻砂”之法，以原瓦当为模，铸造锡瓦当，再就锡瓦当拓印，成功地将瓦当图像复现到纸上。
        实物和文献都说明《秦汉瓦当文字》中的瓦当图像是拓本，不是“锡浇版”印本。人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假设此书已无实物传世，仅凭“以汉人铸印翻砂之法，取本瓦为范，熔锡成之”这条文献记载，能否推断出当时存在“锡浇版”呢？我们说，也不能。
        翻砂铸造，据今人研究大致出现在南北朝时期，汉代尚无此法。程敦说“汉人铸印翻砂之法”，有所误解。但清代铸造铜印也使用翻砂法，所以程敦从中得到借鉴。清王基《梅庵杂志》说：“铸印法有二，一曰翻砂，一曰拨蜡。翻砂以木为印，覆于沙中作范，如铸钱法。”翻砂是中国人在铸钱活动中发明的，并一直应用于铸钱。翻砂铸造的特点，是以已有物品为模，压制成砂型，然后浇铸金属溶液，得到一个与原型相同的复制品。如翻砂铸造的海量子钱，都与母钱版式相同。程敦“取本瓦为范”翻砂复制出的锡瓦当，必然与“本瓦”形状一致，只不过质地为锡而已。此时锡瓦当上的文字是正字。凸版印刷版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用“反字”版刷印出正向文字。锡瓦当本身正字，无法通过刷印在纸上印出正字，不属于印刷史所说的“版”。《中国印刷史》称其为“锡浇版”，应属失察。
       捶拓碑帖古已有之，但拓印钱币、瓦当之类小件金石物品始于何时尚不清楚。从钱币学史看，明万历间所刻《泉志》，钱图都是摹本，并非拓本。乾隆十五年编纂《钦定钱录》，标榜“是编所录，皆以内府储藏，得于目睹者为据”，“穷形尽相，摹绘逼真”，仍根据实物绘图，未用拓本。然而到乾隆末年，拓印钱图已广为流行。初步推测钱拓兴于乾隆中后期。拓印瓦当文字估计不会早于拓印钱文，这也是时代风气决定的。从这方面说，程敦翻砂熔锡复制瓦当，并结合雕版与拓印，用多种技术印成《秦汉瓦当文字》，实在也是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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