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印】十年回首看改革

　　口中国的出版业近些年获得跨越式发展，得益于一场深入彻底的体制改革，您认为在改革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或阻力是什么?如何克服?

　　■中国的出版业在近些年确实有一种超出人们想象的发展，原来以为出版业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前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后，会在第三个十年出现一段发展的徘徊期、平缓期，现在看来并没有出现：这种超出预料的发展，得益于2003年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为出版业的大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解放了出版生产力。《指导意见》对这些年的改革做了很好的总结，并提出“破解难题问题”，其中说到改革的主要困难还是人与产权的问题，《指导意见》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改到难处是人，改到深处是产权。

　　关于人的问题。我注意到，《指导意见》中也关注到了人的问题，文件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动员和激励广大新闻出版工作者积极支持改革，主动参与改革。”

　　就人的问题，我愿意引用发表过的一些表述来回答。“在中国，人的管理是最复杂也换。企业人本管理，就是要把人作为企业的第一要素。人本管理，一是管精神，精神是荣誉，是心灵抚慰，要让企业能够成为员工的精神家园；一是管物质，物质是待遇与利益，核心是薪酬。在现代企业集团里，员工与企业是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要以激励为杠杆，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只有让员工在改革中受益，在发展中得到实惠，才能不断地增加企业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出版集团的人本管理比之于其他行业更为重要，因为出版企业作为智力与知识密集型企业，最大的优势不是资本而是人，是拥有别的行业不可得的‘内容人才’，人和业兴是根本的规律。”“几乎所有的出版集团在实际操作中，都注意将‘以人为本’作为企业理念，对各方面人群利益实行普泛式的关照，消除或很大部分消除了人们对于出版集团的种种不解。”

　　关于产权的问题。产权是重塑市场主体的基础。《指导意见》提出要围绕“重塑市场主体”来“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在可以作为资本运作主体的大出版企业里，核心的是要完成产权制度改革，做到产权关系明确，建立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的机制，盘活、盘大、盘强国有资产。这既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也是进行其他形式资本运作的基础。目前在众多出版集团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做到产权关系明确。为了明确产权关系，清产核资是重要的，也是最难理清的，要花费巨大的精力。资产关系理顺后，财务关系也要理顺。这之后才能够做到根据资本的流动性、增值性和扩张性的特点，推动优质资产和资源向集团关键领域与优势企业聚集，提升资本整体赢利能力。

　　以上是从理论上探讨，在实际工作中，人与产权的问题也是一个最难处理的问题。中国的出版集团在改革中创造了各自的经验，如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在人员安置方面的好经验等，这些都应该有人去总结。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在这两个方面才刚刚破题，还谈不上彻底。但集团几年间的发展又确实得益于文化体制改革，一是得益于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改革。二是得益于转企改制中的集团化建设。有了这两个得益于，使我们近五年间在编、印、发以及报刊等各个环节都实现了翻番。我们在人与产权这两个难点问题上，将进一步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学习人家的经验，做好自己的事情。

　　口出版体制改革全面启动，您对于尚未改革，或处于改革初期的同行有何建议?

　　■从全国形势而言，中国的地方出版社改革走在了前面，虽然没有全面完成，但改革
的大头已经下地。《指导意见》吹起了新一轮全面改革的号角，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的
新任务，可以说已经到了改革的攻坚阶段，许多出版单位启动或正准备启动改革。对于这
些后发者，先发者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

　　要争取政策到位。阳春三月时，我随湖北省的文化考察团到广西考察，听广西的同志提出：政策不到位，就不要改。这句话有相当的道理，强调了政策的重要性。政策其实就是利益，改革是对利益的调整，没有政策的依据不行。政府及其部门有政府的难处，一般不会主动给予更优惠的政策，因此做争取政策的工作要放在企业很重要的位置。现在是宏观政策有了，但配套政策还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改革要一次到位。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有的出版集团改革动作快，是因为集团成立前省内改革环境较好，或有现成文件依据，或能给予好的政策；有的出版集团改革的过程拉得比较长，让人心里难受，也就是改革没有一次到位，主要是因为社保政策出不了台，使许多该做的没有做、不能做，剑悬在头上。群众不理解，意见较大。两方面情况对比表明，改革是快刀斩乱麻最好，不要“钝刀子割肉”。

　　彻底改制与和谐改制相结合。彻底改制是说要按照中央的改革精神，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来改革。和谐改制要求在改革中要以人为本，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也要做反复细致的思想发动与说服教育工作，注意和谐稳定。改革不是要弄得民怨沸腾，这也就是《指导意见》说的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发展更重要。改革与发展相比，发展是第一要务。我们目前强调改革比较多，这有一定道理，当改革成为一个瓶颈的时候，多说改革是必要的。但要始终记住，在强调改革的时候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核心不放，如《指导意见》所说“必须围绕发展制定改革的政策措施”，因为发展才是目的，是改革成效的检测器，没有发展的改革，不是成功的改革。不然，就是为改革而改革，改革成果不能巩固、持久。

　　时不我待谋发展

　　口前不久读到您的一个对话，是有关地方出版集团如何冲出重围，感觉那次对话还只涉及“三跨”一个角度，我们想更宏观地了解一下，地方出版集团的发展出路在哪里?

　　■出版集团是中国出版产业最重要的市场主体。集团发展得如何直接决定中国出版的面貌。出版集团的地方化是中国出版格局的一大特点。地方出版集团是构成中国出版最重要的主力之一。我在谈地方出版集团冲出重围时，曾选取了“三跨”的角度来谈，即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发展，这既是地方出版集团走出生路的重要途径，也是《指导意见》中非常重视的当前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任务。前不久，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十周年华诞时举行的“转企改制后的中国出版集团建设高峰论坛”上，我做过一次发言，从向内与向外两个方面阐述了后转企改制时代的中国出版集团建设问题，与这个提问有相当的关联，要点刊发在《中国图书商报》上。我再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地方出版集团的出路问题。

　　发展出路与政策指向相关。《指导意见》就是国家的宏观政策，从中可以看出国家在宏观布局上提出了重塑市场主体，重构中国当代出版格局的任务，并试图强力推进、重点培育六七个所谓“双百亿元”集团，这势必鼓起一部分人的勇气去摘桃子。这种重构出版格局的产业集聚与扩张之势，必会对其他人与集团形成挤压。但我认为，每个省都有一个出版集团的现有格局，三五年不会大变，因为只要能维持就不会被吃掉，除非中央有明确意见强力推进，各省以大局为重共同配合。当下，地方出版集团在教育、少儿、文艺、科技等五脏俱全的情况下，如何做出各自特色，是考虑的重点。当然总趋势是有几个出版集团会做得比较好，走得更远，成为产业的骨干企业，或者说真正的航空母舰。

　　发展出路与产业走向相关。两年多以前，我曾概括我国出版产业的四个走向，现在来看这种概括表现得更明显。《指导意见》中对这四个走向也均有涉及。一是“三跨”，即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让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合理配置与整合。“三跨”中“跨地区”的“跨”，主要取决于各省的意见以及各个出版集团自身的考虑。过去出版业跨媒体的可能性小，被跨媒体的可能性大，现在由于政策的松动出现了新的可能，其中的重点应是向新网络媒体跨。推动“三跨”的原则应该是三条，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利益共享，一个都不能少；二是资本运作，走联合重组与上市之路。目前在资本运作方面一是行政色彩较重，二是象征意义高于实质意义；三是国有出版与民营的合作。这已经从政策不清晰的灰色地带走出来，成为潮流；四是数字出版。我们已经到一个数字阅读的时代，出版单位如果不能跟上去就要落伍。我注意到一个材料，说上海传统出版业只占到全国市场份额的5％～8％，但其数字出版则在国家整个数字出版格局中占到20％，这是一种很好的转型。只是不知道其中出版集团占有多少份额。地方出版社单个做数字出版先天不足，能力、资金、资源都不够，出版集团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在这四个方面领先，就可能得潮流之先，也就站到了产业方向的最前沿。

　　至于说常规发展，是走多元之路，还是专业之路，我以为地方走综合之路、中央走专业之路为宜。

　　发展出路与各个集团的内在理念相关。中国已经有了24个出版集团公司，我觉得在这些出版集团的掌门人中，有三种运作理念。

　　第一种是用做产业的办法来搞出版。什么能做大，产业就用什么办法，偏离出版主线也未尝不可。有的集团甚至还提出做“战略 投资者”，这种理念目前在高层与一般员工中比较受青睐，就目前来看效果比较好。但我以为还是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确实能对做大产业有帮助，另一方面和出版的文化属性有一定的隔离。有的老总私下对这种理念不满，认为如果单纯做产业那还不如去做别的产业来劲，因为出版毕竟是小行业，即使是百亿元企业，在其他工业行业来看仍然太小，用全社会口径来衡量更不起眼。

　　第二种是偏重文化。因为这部分老总们所执掌的出版集团多是历史形成的文化品牌，这部分人一方面从事出版工作较久，对“出版究竟是干什么的”有自己的理解，对出版工作的意识形态性比较了解，对出版的文化内涵比较熟悉，意识到并强调出版工作的文化责任，有的还提出“做中国的文化脊梁”，另一方面对出版这个小行业不太可能产生特大型产业巨头也有一种自己的判断，因而坚守出版的文化立场。我曾对中国出版集团聂震宁同志说，这一派属于出版的文化学派。

　　第三种是尽可能把文化与经济做融合，既做产业，也做文化，或偏重产业一点，或偏重文化一点，但都在做融合与兼顾的工作。

　　掌门人的理念必然影响到作为新的市场主体的集团的运作，给各自统领的集团打上不同的烙印。这三种理念都有代表人物，我也可以指出来，但因为现在不是做历史研究，暂不点明为好。至于我自己，内在还是喜欢第二种理念，但在实践操作中偏向于第三种理念。前不久，我碰到前副署长桂晓风同志，他说我身上的博士味越来越少，世纪出版集团陈昕同志也在场附和说我的文化人味道开始少了，我解嘲式地回答这不正是领导要求的吗。仔细想想，他们两位的看法正好说明我做的这种整合，被人们注意到了，虽然目前还没有做出太大的成就。这三种理念各有千秋，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于中国的出版事业与产业都有不同的推动。不好说哪一种更胜一筹。不管是哪一种理念，都要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尤其是与科学发展观合拍，因为科学发展观也是出版业的重要指导方针。
 

　　口我们注意到，在《人民日报》近日关于部分文化企业“逆市飘红”的报道中，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作为出版发行界的唯一代表入选典型案例，这是如何做到的?

　　■在金融危机中文化产业逆势而上，有一定的规律}生，但要把它变为现实还在于人们的努力。去年以来到今年一季度，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确实是发展得最好的时候，集团从高层到员工很努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吧。这也正是《指导意见》所要求的，“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给新闻出版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要抓住机遇化“危”为“机”。
 

　　口您提出要建设中国最有特色的出版集团，请问这个“最有特色”体现在哪里?这个“最有特色”是否意味着责集团的差别化发展战略?已经有何成绩?

　　■至于说到“最有特色”的提法，我还是援引一段曾经说过的话：“特色是生命力。就各方面的因素来看，我们很难做到最大，但我们可以做得最有特色。这个特色既体现为我们追求的‘全流程，新媒体，大视野’的理念，也体现为集团的成长性好、产业布局独到、板块色彩鲜明。特色是我们的竞争力，当然这个特色还需要努力去实践。”此外，我再进一步做一点归纳与补充，这个特色就是，其一我们的发展不是与人家比块头，比规模，我们有先天不足，比如市场的分割最厉害等，尽管集团成立四年来总资产翻番地增长，净资产年均增长几个亿；其二我们有某些方面的强项，比如文艺、美术、大众出版，在全国的市场排名大幅提升。其三有自己鲜明的经营理念，除了“全流程，新媒体，大视野”这个提法外，我们更注重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其四我们在国有出版与非公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方面“先知先行“，创造了北京图书中心与海豚这样的典型。

　　应该说，这个“最有特色”就是我们的差别化发展的战略思路，也可以说是集团在国家要培育六七个“双过百亿”的大型出版集团而我们或许一时达不到的情况下的生存之道。若问已经有何成绩，可以这样说，在前面归纳的几个方面都有不俗的进展。我想，任何出版集团与出版企业，在发展问题上都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周边的压力大，不进则退；来自国外的压力更大，不进则亡。
 

　　放眼全球说出版

　　口您如何看待中国出版行业的现状?

　　总的来讲，中国出版行业的现状，我以为总趋势是改革与发展的变奏曲，我们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出版业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而方向就在新闻出版总署最近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里。

　　口目前我们和国际出版行业的差距在哪里?如何以最短时间赶上?

　　■中国出版业与国际出版业相比，呈现 “西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发展地位不相适应，从竞争态势说我们不具备抗衡的能力，主要差距有这么四点：产业规模不大，资本实力较弱，不可能真正参与国际竞争，人们常举例的是举国产业之重，不及西方某一个集团，这其实还只是表征；缺乏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体系与环境，“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还停留在概念意义上。很早以来我们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出版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建设统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尽管提出这个任务的基本点还仅局限于国内，但一直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这给出版业带来的是重大的平台缺失。而世界上主要的出版发达国家的国内体系不仅是完备的，而且以全球出版市场作为其业务范围，并通过跨国公司的方式到世界各地开展业务；经济与文化的不匹配。就是说文化跟不上经济，对内文化是配角，对外缺少文化话语权，缺乏文化输出的畅通渠道，我们的行政管理层早就提出了出版“走出去”的方针，但我们的传播实力太弱；中国出版业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路径的选择也不同。这是差距，更是差别。

　　要提升我们新闻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指导意见》指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关乎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如何尽快赶上，我想有这样几个方面：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让更多的出版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更多地“唱国际歌”，用国际规则；着力培育产业龙头。就像《指导意见》说的，“推进联合重组，加快培育出版传媒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大力推进新媒体建设。这主要是数字出版与网络。如果出版业不跟上这个数字阅读时代的新技术要求与增长方式，就会被市场淘汰；需要一批懂得国际出版的人才。国家已经提出培育出版名家的任务，我认为，尤其要让更多的出版家具有国际视野。通过一代中国出版人的努力，我们将能够开创中国出版的新局面，中国出版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将更多的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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