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印】讯：我做出版工作，始于1972年，是年43岁，已“人到中年”了，是“半路出家”搞出版。而这一做，就没中断过，迄今30余年了。这既是我人生中新的工作阶段的开始，又是工作岗位的最后一站，由此，我把自己定位为出版人，可以说是亲历出版30年。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出版工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禁锢主义的束缚，使出版陷入停顿，出书范围十分狭窄，全国出现严重的“书荒”。出版战线的转机，像其他战线一样，也是出现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自1972年从“五七干校”回来参加出版工作，有幸参与了出版改革发展的实践，我看到和体会到，出版战线在批判和推倒“两个估计”，进行拨乱反正之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一直在文化部出版局、国家出版局、新闻出版署担任领导职务，我从实际工作中认识和体会到，1983年的《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是指导这一时期出版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那以后20多年的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今后的出版工作也仍将有着积极的影响。

　　1986年10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恢复国家出版局为国务院直属局建制的通知》。而就在同年的12月19日国务院发布了电话通知，提到：新闻管理很乱，出版问题也不少，12月18日下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撤消国家出版局，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局，统管新闻出版工作，要我提出新机构的组建方案和国务院决定的代拟稿。我抓紧组织草拟组建方案，按建国初期新闻与出版各设“总署”的模式，新机构称“署”而不称“局”，并加了一个“总”字，即“新闻出版总署”。1987年1月21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1987年1月13日国务院决定建立新闻出版署的通知。1987年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杜导正为新闻出署党组书记、署长，我为党组副书记、副署长。

　　1988年5月由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的《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是新时期关于出版社改革的第一个文件。出版社改革在1984年在全行业展开，而迟至1988年才发出这个文件，其主要原因是这项改革涉及许多复杂问题，难度大，需要在探索中积累经验，统一思想。这不是靠一次会议、一个文件即能完成的。

　　党的十四大以后，在1992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我代表署党组作的报告提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版体制，以及相应的推进出版改革和加强宏观管理的要求。进入1993年，新闻出版署把计划重点摆在积极探索新的出版体制上。出版要面向市场，又不能一切以市场为导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大市场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摆在了我们的日程上。改革是为了发展出版生产力。多出好书，是出版工作的主恒主题。

　　近来有一种看法认为，过去的出版改革有些滞后。对此，我没有疑义。但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事业发生的巨变，从外部条件看来，得益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特别是得益于优惠经济政策的支持，如全行业所得税返还、出版社增值税减免、县及县以下新华书店营业税减免等；从内部讲得益于逐步深化的出版发行体制改革。试略举之：书刊的品种数量大幅增长，质量效益也有提高，一大批文化积累和经济积累相统一的长效销售的重点出版物和骨干出版工程日渐增多，成为新时期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闪光点；一批坚持改革，方向正确，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不断增强实力，面向市场而不是游离市场的出版发行单位正在崛起；从印刷装备、器材到印刷工艺全方位进行的以“激光照排、电子分色、胶印印刷、装订联动”为目标的国家印刷技术改造工程的实施，特别是其中王选教授主持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成功和占领市场，使印刷告别铅与火进入光与电的新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印刷技术极端落后、印刷生产力严重不足的状况，为出版事业大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出版科研和出版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成果丰富，对出版事业的发展繁荣给予了理论指导和人力支持，以一批改革带头人为中坚的出版队伍正在成长壮大；随着改革带来的发展，出版事业在国家各项事业中的地位明显提高。这是当今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文化体制改革和解放生产力，作出了重要决定和一系列指示。这其中，有两次是需要特别提出的，一次是李长春在十六大后根据十六大报告的精神，在多次讲话中把文化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同时，并对两者提出不同的但又都有改革任务的要求，进行分类指导。我认为这是中央对文化出版体制改革在指导思想上新的进展。二是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总的要求、总的目标。近几年来，遵循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和重要决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重大进展。

　　作为一个出版人，平时想的做的都是出版工作，我的事业积累也主要在出版上。作为已离休的出版人，虽然不再参与出版管理的具体工作，却在深情地祝愿着出版体制改革的成功、出版事业更加繁荣，出版产业更加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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