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伊始就重视对外出版

　　早在延安的时候，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以一部不朽的《红星照耀中国》，向全世界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此书出版后，赢得了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同情，也激励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深知对外宣传工作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就特别重视外宣工作。1949年10月1日，就设立了国际新闻局，肩负起新中国对外宣传事业的重任。这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简称中国外文局)。

　　一个月后，国际新闻局翻译推出了新中国第一本外文书——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还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家图书进出口机构——国际书店总店。

　　1953年，中国国际书店代表人邵公文与英国劳伦斯·魏沙特出版社的代表人在京签署了出版发行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的合同。同时，中国国际书店还与英国的柯烈茨书店达成在欧洲发行中国书刊的协议。这家书店也成为当时在英国以及整个欧洲发行中国书刊的中心。

　　当时除了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中国引进的大多是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参加的也多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的出版会议。

　　当时还有个宏伟的计划，就是从1960年开始，用10年的时间，把中外历代有价值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作品，全部整理和翻译出版。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总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图书对外翻译的三次高潮时，把上世纪60年代这个时期称为第一高潮。这一时期主要进行以传统名著为代表的对外翻译工作，中国的四大名著和鲁迅、巴金等大家的作品，唐诗、元杂剧选等都被译成外文。黄友义所说的第二个高潮和第三个高潮，是上世纪90年代和进入新世纪以后。

　　窗口渐开“西风”徐徐吹来

　　如今，走进书店，《哈利·波特》系列、《暮光之城》系列中文、英文版随你挑;咿呀学语的娃娃可以读到世界各国的经典绘本;打开网上的电子图书馆，只需轻点鼠标，国外的科技图书、文献可以瞬间下载……文艺、社科、生活、励志、教育、科技等各个门类的图书供不应求，世界各地、不同时期作家的经典名作，与全球同步发售的新人新作排着大队等读者挑选，这是今天的读者习以为常的事情。

　　如饥似渴的读者排着大队等着买书的场景，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几乎不可想象。

　　2008年，译林出版社原社长李景端曾撰文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翻译出版所走过的风雨历程，其中就谈到了图书“引进来”窗口渐开的这段往事。

　　为解决“文革”后的全国性书荒问题，1977年12月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提出在近两年内要抓好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过的好书的重印与再版工作。1978年5月，国家出版局决定赶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经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动用了印刷《毛泽东选集》的储备纸，这其中就包括《悲惨世界》、《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安娜·卡列尼娜》等外国古典文学名著。虽然只是重印，但毕竟奏响了“引进来”的前奏曲。

　　与激荡了几代人青春与热血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等更多侧重于高扬理想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苏联作品不同，一大批旨在引导读者“打开眼界，走向世界”的思想启蒙和科学文化读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也反映了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精神追求。

　　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85年，《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1卷)在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翻译出版。同一时期，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走向世界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湖南科技出版社的《第一推动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译林出版社的《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译林文库》等陆续推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三联书店的《学术前沿丛书》等，大大增加了当代名著的比重。西方作品“引进来”的“窗口”由此渐渐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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