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仿子，原名王健行。 1916年10月16日生于江苏青浦。1936年到苏州读书，积极参加当时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等活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长沙世界语协会，衡阳、桂林、上海、香港生活书店和桂林《救亡日报》工作。1941年底日军侵占香港后，参加东江抗日人民游击队，在《挺进报》工作。1949年 6月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工作，任印制科长兼宣传科长。

　　1949年初，王仿子奉调进入东北解放区，在大连光华书店负责出版工作。接着奉调北平，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任印务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王仿子先后任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出版部秘书处主任，人民出版社经理室主任，出版总署计划财务司计划科科长、出版事业管理局出版处处长，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等职。1975年冬，王仿子调任文物出版社社长。1979年12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王仿子当选为理事，1982年增选为常务副主席，1993年换届改任顾问。1982年成立国家出版委员会，王仿子被聘为委员兼秘书长。1993年2月，日本印刷学会推举王仿子为该会名誉会员。1993年5月，中国印协改选理事会，王仿子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1994年2月，《王仿子出版文集》出版，其中《印刷篇》收录有关印刷问题的文稿26篇。

　　书刊印刷是出版工作的物质基础。出版界历来把出版工作的三个环节——出版、印刷、发行看作三位一体。因为这个缘故新中国第一个出版行政机关——出版总署，以及后来的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都分别设置出版、印刷、发行三个职能部门，管理全国出版、（书刊）印刷与发行业务。1960年前，王仿子以出版工作者的身份，在业务上与印刷有密切的往来关系；1960年王仿子出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分管书刊印刷，开始与印刷有较多的关联； 1963年兼任中国印刷公司经理，才算真正进入印刷界，成为一名印刷管理工作者。

　　1963年成立的中国印刷公司，既是一个直接管理文化部所属印刷企事业单位的机构，又是一个对全国书刊印刷业的印刷业务起指导作用的机构。当时，它面对的问题是印刷生产力严重不足，全国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而大量需要的毛泽东著作不能满足供应，印刷质量不高，技术设备落后，科研力量薄弱。 中国印刷公司一成立就组织调查组调查全国书刊印刷生产能力和存在的问题，制订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面发展书刊印刷的长远规划，召开全国印刷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仿子代表文化部出版局做题为《充分发动群众，加强管理，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更好地为文化出版事业服务》的报告，提出了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奋斗目标，在大区有重点地充实印刷力量，统筹安排全国书刊印刷任务，建立新的印刷基地等。还提出聘请日本印刷专家，成立印刷学会等设想。1965年冬，根据国务院指示，为保证战时毛泽东著作和对外宣传书刊的出版，王仿子抓三线战备印刷厂的规划与建设。后因“文革”动乱，部分规划未能实现。在中国印刷公司成立的短短3年中，王仿子深入现场，调查研究，与全体职工一起为改善与加强书刊印刷管理，在统一调度书刊印刷任务、引进新技术装备、扩充印刷生产力、有计划分配印刷机械设备等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

　　1973年9月，王仿子以中国印刷物资公司经理身份，作为中国出版印刷代表团副团长，与团长严文井一道，率团赴日本考察出版和印刷技术。1975年9月，王仿子再次率中国印刷友好代表团赴日本考察印刷技术。两次访日期间，玉仿子与同行的印刷装订专业人员和照排、树脂版科研人员一起，参观了数十家规模不同、各具特色的印刷厂和印刷机械制造厂。在与国外交往隔绝多年之后，带回来日本在六十年代印刷技术大发展和国际印刷技术发展新趋势的重要信息，并归纳为：“冷”（以照排代替铅排）、“轻”（以树脂版代替铅版）、“多色”（发展多色胶印）、“高速”（以圆代平）、“联动”（装订联动）等五大特点，引起国内印刷界注目。在给国家出版局书面汇报中，提出全面改造印刷技术，改造老厂，引进新技术，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建议。主要意见是：由国家出版局制订印刷技术改造规划，在国家计委领导下，协同有关部问，分工协作，用先进设备替换和淘汰落后设备，改造老厂；引进新技术，发展照相排字、树脂版和平印预涂感光版，重点发展胶印，以轮转胶印缩短出书周期；引进成套设备集中装备几个厂，建成运用新技术的样板厂，以带动全国；积极培养和壮大印刷科研队伍，加强北京、上海两个印刷研究所外，各省市建立印刷研究所，有条件的大厂建立自己的科研机构；设立专门印刷学校；继续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出国考察等。这些意见得到国家出版局重视，一部分被吸收进印刷技术发展规划中，其余则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数也得到实现。

　　1980年3月，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建立的印刷专业群众团体。其任务是广泛团结全国的印刷科技工作者、管理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开展学术活动，交流工作经验，举办继续教育，奖励优秀的印刷工作者，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印刷工作者的建议与要求，一切以促进印刷工业现代化为宗旨。玉仿子不仅和王益、史育才等一起筹建了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并且被选为第一届常务副理事长。1984年12月，在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王仿子被聘为顾问。1988年12月，在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王仿子在主持协会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办会宗旨，团结和依靠全体理事，抓协会的组织建设，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和对外交流，开创了协会工作的局面，发挥了协会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为了提倡并推动印刷科学理论的研究，王仿子创议每两年召开一次以学术交流为中心的印刷年会。经过充分准备，第一届印刷年会于1982年2月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印刷史上的一个创举。王仿子主持首届年会。这次年会从全国征集到的156篇论文中选出40篇进行交流。这些论文绝大多数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基本反映出我国印刷工业科学技术与管理的现有水平。年会倡导了民主的学术空气，涌现出一批人材，使印刷界的学术活动开展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两年召开一次年会现已成为中国印协的一项基本活动而坚持下来，对于推动印刷业的科学理论研究和改革开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了利于学术交流活动的经常化，王仿子十分重视协会会刊《中国印刷》的出版。他亲自担任主编，领导了会刊的创办与编辑工作。从办刊宗旨、栏目设置到稿件加工、版式设计，以及发行与经营，处处凝聚着他的心血。从第24期起改任顾问之后，他仍然关心这本刊物。经过10年的艰辛，这本大型的专业性刊物已形成鲜明的风格。这就是学术性、综合性和知识性。促进了印刷界学术空气的进一步形成，成为印刷界会议公认的一份层次较高的读物。与此同时，王仿子还组织了《中国印刷年鉴》的出版工作，并为第一卷撰写了专题概述《新中国印刷工业三十年》。这部大型的资料性工具书两年一卷，现已出版到第七卷，成为新时期以来我国印刷工业发展的有力见证。

为了促进书刊印刷工业重视产品质量，贯彻质量第一的方针，在王仿子以常务副理事长身份主持协会日常工作期间，从1981年起中国印协与中国印刷公司联合举办书刊印刷优质产品评比活动。10年间先后共举办过6次，送评产品和获奖产品逐次增多。

　　1984年10月，中国印协与日本印协商定合办平印制版印刷函授班。从1985年5月起的6年中共培训学员1500人，遍及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1991年6月，中日两国印协继续合作，开办印刷管理函授班。第一期印刷管理函授班已有514名学员结业，第二期正在开办之中。函授教育为我国平印技术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将发挥积极的作用。王仿子积极参与和推动中日函授教育的建立与发展。表彰对印刷事业做出重大贡献者，有利于激励全体从业人员，促进印刷技术进步，加快印刷工业的发展，中国印协设立毕升奖。王仿子积极参与毕升奖的设立，并担任第二届至第四届评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评选工作。

　　为了赓继前人的奋发精神，弘扬中华文化，振兴印刷工业，王仿子和王益于1983年6月联名提出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建议，得到文化部等有关部门的支持。受文化部委托，中国印协负责筹备工作，于1984年12月成立了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王仿子任主任委员。后因各种原因，具体筹建工作未能展开。1991年10月，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和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联名向新闻出版署再次提出关于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的报告。新的筹备委员会于1992年1月成立， 范慕韩任筹委会主任，王仿子任副主任。集资、征集展品及土建工程正按计划展开。

　　王仿子十分关心和重视协会的对外交流，以及与香港、台湾同业的友好往来。从1973年中日出版印刷界恢复相互访问以来，中国印协建立后已先后同日本印刷学会、日本印刷技术协会等团体、日本的印刷企业以及印刷设备器材制造商社建立了友好联系。双方在学术交流、函授教育、无偿提供二手印刷设备、人员往来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国印协发挥群众团体的优势，起到应起的作用。王仿子还先后率团出访广泛交结海外印刷界的朋友。1985年2月赴美参观芝加哥印刷博览会， 1989年5月参加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印刷大会，1993年2月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五次世界印刷大会。在这次会议期间，王仿子代表中国印协提出在北京举办2001年第七次世界印刷大会的申请，并为会议主办者世界印刷联盟所接受。在这两届世界印刷会议期间，王仿子与台湾、香港的同业有广泛的接触，与台湾的印刷团体增进了相互了解，为发展友好往来与技术交流建立良好的基础。王仿子在这20年有余的对外交往中为世界印刷界了解中国，中国印刷业了解世界起了良好的作用。

　　1960年任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副局长，1963年成立中国印刷公司时兼任经理。1975年任文物出版社社长。1979年率先开展对外合作出版工作，出版了《中国博物馆》、《中国石窟》等大型文物图册。1980年被选为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副理事长，主编《中国印刷》杂志，筹划创刊《中国印刷年鉴》。1982年被聘任为国家出版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83～1986年被选为第一、二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他撰写的有关出版的主要论文有：《门市工作七十二条》、《编辑要关心书的命运》、《谈谈出版改革的几个问题》、《缓解“买书难”的若干设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