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印】讯：周谊　1931年生，湖南湘乡人。中共党员。编审。1952年哈尔滨铁道学院毕业留校任教。1956

　　今年，新中国诞生整整一个甲子。60年来，随着共和国现代化建设和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伟大实践，我国科技图书出版事业获得飞速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回望历程，令人鼓舞、令人感慨，但更多的是令人振奋。

　　历  程

　　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简单划分多以“文革”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前后各30年。前30年虽有发展，但道路曲折；后30年改革开放，成就辉煌。

　　为了比较具体地回望这一历程，下面分四个阶段进行回顾。

　　建设起步，出版同行（1949~1956）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任命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为了适应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总署成立后立即对原来担负出版、印刷、发行任务的新华书店实行专业分工，出版、印刷从新华书店分离出来成立中央人民出版社和地方人民出版社，印刷部分专门建立新华印刷厂；各地私营出版企业照常经营。科技出版工作同时起步。1950年1月成立中国科学院出版编译局，至1954年8月1日，该局与上海的私营出版社——龙门联合书局合营成立科学出版社。1950年7月1日以三联书店《科学技术通讯》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成立，归重工业部领导。1952年第一机械工业部成立，科学技术出版社又与上海迁京的《生产与技术》杂志社合并，成立机械工业出版社。1950年9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出版《人民军医》杂志，并以“人民军医社”名义公开出版杂志和图书，1957年10月正式改名“人民军医出版社”。1951年3月1日和同年8月1日，燃料工业出版社和人民铁道出版社相继成立。1952年又成立了人民交通出版社。这就是1949年到1952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先后建立的6家科技出版社。他们作为先行者，在为经济恢复提供科技图书的同时，在确定科技出版社的性质、方针、任务、出书范围、内部机构设置、规章制度的建立和经营管理等方面，为后来新建的专业出版社提供了经验。1954年12月，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还指示铁道出版社今后的工作方向是：注意质量，不贪数量，不要为出书而出书；除继续翻译苏联铁路方面的书籍外，应逐渐转到组织和鼓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总结或编写自己经验出书。这一精神对各专业社当时也极具普遍意义。

　　1953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起步，中央成立了许多专业行政部委，同时陆续建立各自的专业出版机构。大体情况是：1953年成立人民卫生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冶金工业出版社、纺织出版社、林业出版社；1954年成立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地图出版社、国防工业出版社、建筑工程出版社、轻工业出版社、地质出版社；1956年成立水利出版社、基本建设出版社、城市建设出版社、建材工业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1958年又成立了农业、农垦出版社。1956年1月，原燃料工业出版社随燃料工业部分为煤炭、电力和石油3个部后分别组建为煤炭工业出版社、电力工业出版社和石油工业出版社（1958年3月基建、城建、建材3社并入建工出版社）。1956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成立。这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一家地方科技社。

　　可以看出，上世纪50年代前期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央部委已先后建立27家专业科技出版社。当时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全面铺开，农林水利等建设也提上日程，这支科技出版队伍虽然年轻，但在当时高涨的革命热情下，意气风发，干劲冲天，为所在行业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书内容大都是翻译苏联的技术专著、应用图书和标准规范。

　　“左”潮泛起，曲折前进（1957~1965）

　　1957年~1965年，科技出版事业虽然有了新的进展，国内编著的作品大有增长，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经历了不小的困难与挫折。1957年的反右斗争，大批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出版社更是首当其冲。这几年的出版工作是在“运动”的间隙中进行的，出书质量严重下滑，大多是粗制滥造的小册子。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主管部门指示1960年基本停止发稿，全力检查图书质量。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中央宣传部即布置整顿和调整出版工作。科技社的主要变化是：工业口的建工、冶金、机械、煤炭、石油、化工、水电、地质8家出版社，只保留编辑部，以建工社为基础，将出版、印刷、发行等业务合并成立“中国工业出版社”，社长由建工部调来的教育局局长王台担任。农业、农垦、林业3家出版社合并成立“农业出版社”。中央一级科技出版社从27家减少到18家。原有职工5800多人，整顿后精简到3000人左右。

　　1961年后，各出版社开始控制出书品种，注重质量，重视国内经验的总结。上海科技出版社提出了质量第一的原则，建立健全了三审制，并以中级实用图书为主，同时推出了一批高、精、尖的科技著作。在此同时，各科技社按照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的部署，开始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高校教材组织和出版工作。到1965年，高校理、工、农、医各类教材基本配齐，而且做到课前到手、人手一册。质量上也有很大提高，其中不少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在这10多年中，科技出版发展很快，1950年~1962年包括大专院校理工农医教材的科技图书共出版5.5万余种，占全国新书总数30%多，但仍远远不能适应需要。许多优秀的科研成果和科技著作难以出版，广大科技人员缺少必要的参考书。为此，国家科委、文化部于1963年5月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科技出版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科技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出版规划、书价、稿酬以及改进发行等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加强科学技术出版工作》的社论。当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科委党组和文化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出版工作的报告》，提出要根据四个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出好各类科技图书……后来由于“四清运动”和“文革”的干扰，许多问题并未解决。

　　“文革”十年，严重摧残（1966~1976）

　　“文革”十年动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损失，出版事业也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挫折。以建工版图书为例，1967年~1970年的4年间只出书19种，其中1968年只出1种书。这还是因为当时“三线”建设工程正紧张进行，设计人员在山沟里从事现场设计急需参考资料，编辑们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抓出来的。例如《建筑结构设计手册》、《给水排水设计手册》、《工业锅炉房设计手册》以及空调制冷、采暖通风等10多种手册类工具书。这些手册的出版，对支援“三线”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就整个出版界来说，由于大批出版机构被撤消，编辑出版人员被下放，大量优秀图书被打成“封资修毒草”，书店里陈列的除了毛泽东著作、“革命样板戏”小册子外，其他图书寥若晨星。建工版中被设计人员誉为圣经的《建筑设计资料集》（后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只因“剧院设计”一节列有京剧戏装和刀枪剑戟的尺度和线图，被认为是宣扬“封资修”的大毒草，不准发行，要求销毁。其他社科、文艺类图书的遭遇可想而知。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1971年3月~7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会后就如何恢复和做好出版工作的问题形成报告，经毛泽东主席同意后以中央文件下发全国执行。很快中央一级的专业科技社有近20家陆续恢复工作。这是一股春风，在当时的形势下，给出版工作带来了生机，许多编辑出版人员从干校、工地重返工作岗位，可谓欢欣鼓舞，干劲倍增，使得“文革”后期出版物有了明显的增长。建工版发行超千万册的几套《工人技术学习丛书》和《建筑施工手册》等工具书就是这一阶段组织编写出版的。

　　改革开放，飞速发展（1９77~现在）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科技出版战线人人意气风发。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同志号召全国科技工作者“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并且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举国上下人心大振，各条战线纷纷筹划如何尽快开创新的局面。国家出版局就整个出版工作的发展和存在的困难连续不断地举行各种会议，作出各种部署。其中很重要的一次会议是1979年12月的长沙会议。会议明确了出版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大大解放了地方出版的生产力，为地方科技出版队伍的壮大创造了条件。

　　为了加强科技出版工作，主管部门还采取了许多专门的措施：

　　1980年1月，国家出版局约请在京的科技出版社负责人，就如何进一步加强科技图书的出版工作交换意见，先后举行了5次座谈会。1981年1月，国家出版局局长兼中国版协主席陈翰伯宣布成立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这是中国版协建立的第一个工作委员会。版协明确：科技委员会是版协的一个工作机构，又兼有各专业科技社联合办事机构的性质。委员会成立近30年来，不负重托，本着急科技社所急、想科技社所想、办科技社所需的办会宗旨，大抓培训教育（累计近7000人次）、大抓交流研讨、大抓调查研究，积极向上反映情况、建言献策，获得上级和行业的充分肯定。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对新时期出版工作的性质、作用、方针和任务作了明确规定，对出版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改变印刷、发行的落后现状，加强和改善出版工作领导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是一个指导性文件，对整个出版战线明确方针、统一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以后，中央、地方、大学又有近60家科技社陆续成立。党和政府给科技出版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支持措施：科技图书优先享受了增值税返还的政策；地方社还享受所得税返还各主管部门，支持重点图书的出版和出版社的技术升级等基本建设；中央一些部委局对所属科技出版社在基本建设和重大出版工程上也给予财力支持。

　　1995年12月，国家科委和新闻出版署再次召开全国科技出版工作会议（1963年5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强调科技出版工作要纳入国家的科技发展规划，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了促进科技出版工作发展的主要措施，其中包括要求各级科委支持设立科技出版基金，优秀科技图书可以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等等。会后不久，新闻出版署和国家科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科技出版繁荣的若干意见》。

　　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和上级机关的积极领导下，我国科技出版事业很快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以建工社为例，198４年，我国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该社立即抓住机遇提出社内改革方案报送建设部党组，很快获得批准。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领导体制上，实行社长负责制和党政联席会议决策制；在管理上从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并以计划、财务处为基础，成立经营管理室。与之相配套，在劳动人事、分配、奖励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大大激发了职工的积极性，出书质量提高、出书周期缩短（1984年平均280天，1986年缩短到180天），出书规模也快速增长。出版码洋由1984年的1341万元，增长为1993年的1亿多元。地方社中，广东科技社于1987年开始推行目标经营管理责任制，围绕出版社总目标，将工作数量、质量、科室管理、精神文明等指标分解到各科室，根据目标完成情况决定分配额度。这些改革措施使该社的工作几年之间连上几个台阶。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中央、地方和大学科技社都加大了改革力度，从领导、管理体制到内部的各项经营机制，都不断完善、创新。深化改革的声音此伏彼起，许多社或一直领先，或后来居上，科学、电子、邮电、高教、国防、电力、化工、水电、纺织、交通、石油、广西科技、江苏科技、山东科技、浙江科技、湖南科技、辽宁科技、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出版社得到快速发展。改革推动了我国科技出版事业飞速发展，已成为行业内外的共同心声。

　　成  就

　　60年来，我国科技图书出版事业紧紧配合国家现代化建设，各个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主要成就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大量优秀图书，二是自身力量获得了快速发展。

　　出版力量：1978年全国出版社105家，其中科技社40来家，包括中央30多家、地方5家。地方社中上海科技是老社，江苏、广东、湖南、山东于当年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新建中央社20多家、地方社20多家、大学社30来家，科技社总量近120家。目前全国出版社570多家，科技社加部分出科技图书的教育社、城市社，大约150家左右，队伍增长到3万多人。

　　出版规模：1978年全国出书总数15000种（包括中小学教材），科技类4000来种。近两年我国年出版总数26万~27万种，科技类6万多种，近1/4。出版码洋多数社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两三千万元、四五千万元，到目前很多已突破1亿~2亿元，中央一级科技社4亿~8亿元的有8家~9家、机工、科学出版社已达11亿元、13亿元，清华大学社已过9个亿，高教社高达30亿元。100多人的江苏科技社也已超过4亿元。

　　出版贡献：大批优秀的科技图书源源不断地推向市场，获得了读者的认可和科技界的好评。笔者在参加历届国家图书奖和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的评选中感受最深。科学、人卫、上海科技、地质、农业、建工、中国地图、邮电、机工、化工、交通、水电、轻工、林业、纺织、国防、冶金、铁道、石油等等这些老社几乎年年榜上有名。科学出版社更是突出，首届国家图书奖中，科技类获奖10种该社即荣获4种，都是具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专著。

　　1991年8月5日，《新闻出版报》曾以《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为题介绍了80年代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的10部科技著作。报纸《编者按》说：10部著作，在科学技术转变为生产力方面发生了“爆炸性”的效果。科技工作者的发明创造，借助出版物，被直接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例如：《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的出版，使杂交水稻种植很快达到1.64亿亩，增产粮食1000亿公斤；《穿甲力学》的出版标志我国兵器工业完全靠实弹射击修改和定型产品局面的结束，等等。

　　改革年代诞生的新社，尤其是地方科技社给人印象深刻。他们改革步子快，竞争意识强，重视两个效益。在出版科技专著、应用图书方面各有侧重。1988年山东科技社首创“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之后，不少社纷纷效仿。他们依靠陆续建立的科技出版基金和主管机关对重点图书的支持，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文化积累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如湖南、江苏、山东、广东、辽宁、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河南、江西、安徽、吉林、湖北、河北等科技社和青岛出版社、黄河水利社、中原农民社等，历年的图书评奖，他们同样有过不凡的收获。尤为可贵的是规模不大的云南科技社、内蒙古科技社结合地区或少数民族的特点开发出版资源，几次获得大奖。江西科技社出版的《农村百事通》刊物，因其内容的“三贴近”，被广大农民喻为“最知心的朋友”，连续3次获得国家期刊奖。

　　新建的大学科技社，以清华大学出版社为代表，20多年间给人以高歌猛进的感觉，他们依托学校科研、教学的雄厚出版资源和作者资源，依靠自身专业力量强的优势，为教学、科研和社会出版了大量优秀教材和科技专著。在优秀科技图书和原创图书的评比中，清华、复旦、浙大、北大医学、上海交大、东南大学、协和医大等出版社都屡推佳作。

　　近几年新闻出版总署增加了“三个一百”原创图书评选活动，科技书100种已评出两届。这两届评选，化工、交通、人卫、科学、国防、上海科技、浙江大学等社都是名列前茅的佼佼者。第二届评选时他们都是申报3种，入选3种，原因一是重视原创，二是有得力的措施。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阶段还推出了大量有影响的获得国家图书奖的百科类、手册类工具书。如《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社）、《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上海科技社）、《化工百科全书》（化工社）、《邮电百科全书》（人民邮电社）、《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电社）、《中国电力百科全书》（电力社），等等。这些百科全书被行业领导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对行业建设和发展贡献巨大。手册类中以机工社的《机械工程手册》和《电机工程手册》（均为第二版）规模最大、影响最广。

　　在出版“三农”读物方面，中国农业出版社和金盾出版社都是全力以赴。广东科技、中原农民社等许多地方科技社也作出了努力。凡是带着责任和感情出版“三农”图书的出版社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金盾版图书曾以读者看得懂、用得上、买得起著称，受到基层肯定，而且发行工作深入到90%以上的县店；上世纪90年代初的全品种平均印数曾高达15万册，居科技书之首，因而被树为出版界的一面旗帜，受到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多次表彰。

　　科普读物出版也很有成效。湖南科技社以上世纪80年代末起步的《第一推动丛书》多次重印、屡获大奖而获得引领我国科普出版潮流的美誉。随后江苏科技社的《高科技知识丛书》、《兰天绿地丛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等等，都获得广大读者和专家的赞扬。

　　在对外合作方面，科学、人卫、电子、建工、邮电、湖南科技、辽宁科技、清华大学、北京理工等出版社，不论版权输出还是引进都迈出了较大的步伐。

　　为了表彰在出版改革发展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在上世纪90年代先后分3批表彰了45家优秀出版社，科技社共获得17席。科学、人民卫生、建筑工业、中国农业、水利水电、中国电力、上海科技、山东科技、机械工业、金盾、清华大学、人民邮电、广东科技、国防工业、电子工业、高等教育、江苏科技先后获此殊荣。2007年首届政府出版奖中获先进出版单位奖者共25家，科技社中有湖南科技、高等教育、清华大学、建筑工业、电子工业、人民邮电、人民卫生、科学、化学工业、中国电力、人民军医、辽宁科技、江苏科技（辽宁、江苏两社随所在集团获奖），多达13家荣登金榜。这些表彰无疑将成为鼓励我们继续前进，为我国科技出版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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