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柔石铜像　【我要印配图】

鲁迅设计的《小约翰》书封　【我要印配图】

　　【我要印】讯： “合作作品”是个笼统说法，严格讲应分为两类：一是两位或两位以上作者共同完成作品，其成果以及相应的权利不可分割；一是两位或两位以上作者各自完成作品的一部分，或将各自完成的作品汇集成书，其成果以及相应的权利可以分割。　

　　前一类，如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合作搜集整理《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德国传说》；埃德蒙德龚古尔和茹尔德龚古尔合作创作《夏尔德马依》、《修女菲洛梅娜》、《热曼妮·拉塞特》、《勒内·普莫兰》、《玛耐特萨洛蒙》等；博尔赫斯与比奥伊·卡萨雷斯用本名和几种笔名合作创作《堂伊西德罗·帕罗迪的六个问题》、《两个值得记忆的幻想》、《一种死亡模式》、《天使与地狱》、《布斯托斯·多梅克的记事》、《布斯托斯·多梅克的新记事》等，博尔赫斯与比奥伊·卡萨雷斯、西尔维娜·奥坎波合作编辑《幻想作品选》和《阿根廷诗选》；曼弗雷德·班宁顿·李和弗里德里克·丹奈以“埃勒里·奎因”的笔名合作创作大量侦探小说，——据说，在大部分情况下，丹奈先拟定提纲，再由李完成作品。在中国，则有师陀、朱梵（柯灵）合作改编高尔基的《夜店》，——师陀在《〈夜店〉赘言》中介绍：“我们经过几次讨论，便开始动手，柯灵改前两幕，我改后两幕。”又有孔厥、袁静合著《新儿女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1949年10月由海燕书店出版，1956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出，“出版说明”有云：“小说的作者之一——孔厥，后来由于道德堕落，为人民唾弃；但这并不影响这本书存在的价值。孔厥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实际参加过一定的劳动，因此仍然保存了原来的署名。”正可说明此种合作作品不可分割的性质。　

　　后一类，如1879年法国六位标榜自然主义的文人在左拉的梅塘别墅聚会，商定各写一篇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左拉作《磨坊之役》，莫泊桑作《羊脂球》，于斯曼作《背包在肩》，塞亚尔作《国破人亡》，埃尼克作《大七事件》，亚历克西作《战斗之后》，汇集成《梅塘之夜》一书于次年出版。又如1909年俄国出版《路标》文集，收录了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司徒卢威、伊兹戈耶夫、基斯嘉科夫斯基、弗兰克和格尔申宗等七位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的作品。在中国则有《人权论集》，包括胡适的序言和六篇文章，罗隆基的三篇文章和梁实秋的一篇文章，1930年1月由新月出版社出版。　

　　鲁迅也有一些合作作品。属于第一类的，有1906年5月上海普及书局出版的《中国矿产志》，署“江宁顾琅会稽周树人合纂”，马良所作序云：“顾周两君学矿多年，颇有心得，慨祖国地大物博之无稽，爰著《中国矿产志》一册，……”后由唐弢编入《鲁迅全集补遗续编》。　

　　还有1928年1月未名社出版的《小约翰》，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中提到系与齐寿山“同译”，而在《〈小约翰〉引言》中则说，“和我多年共事的朋友，曾经帮我译过《工人绥惠略夫》的齐宗颐君，躲在中央公园的一间红墙的小屋里，先译成一部草稿”；后自行整理译稿，“稍加修正，并且誊清”。“可惜我的老同事齐君现不知漫游何方，自去年分别以来，迄今未通消息，虽有疑难，也无从商酌或争论了。倘有误译，负责自然由我。”出版时署“鲁迅译”。该书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和1958年版《鲁迅译文集》。　

　　1929年11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的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著《小彼得》，鲁迅在《〈小彼得〉译本序》中说：“这连贯的童话六篇，原是日本林房雄的译本（1927年东京晓星阁出版），我选给译者，作为学习日文之用的。逐次学过，就顺手译出，结果是成了这一部中文的书。但是，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这也就是说，倘因此而生出不妥之处来，也已经是校改者的责任。”似乎性质与《小约翰》相近。然此书译者署名“许霞”，这是许广平的原名；鲁迅自己尝用笔名“许遐”，却未用过“许霞”。在鲁迅自订《鲁迅译著书目》中，《小彼得》未与《小约翰》等并列，而属于“译著之外，又有”之“所校订者”，注明“许霞译”，与柔石作《二月》、叶永蓁作《小小十年》、韦丛芜译《穷人》、李霁野译《黑假面人》、梅川译《红笑》、周建人译《进化与退化》、柔石译《浮士德与城》、贺非译《静静的顿河》和侍桁译《铁甲列车第一四－六九》同归一类。　

　　1933年12月荣宝斋影印的《北平笺谱》，署“鲁迅西谛编”，据书末所附郑振铎《访笺杂记》，系由郑氏“搜访笺样”，而鲁迅“负最后选择的责任”，两位编者的成果与权利亦无法分割。　

　　属于第二类的，有1909年2月和6月在东京出版的“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之《谩》和《默》，第二册之《四日》署“树人译”，余均署“作人译”。1921年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域外小说集》增订本，署“周作人译”，序中仍声明：“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谩》和《默》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译的。”类似情况有1922年5月和1923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和《现代日本小说集》，前者署“周作人译”，后者署“周作人编译”，但二书序言分别说明：“其中三篇（《微笑》、《白母亲》与《犹太人》）是我的兄弟建人译的，而安特来夫，契里珂夫，阿尔志跋绥夫各二篇，跋佐夫，亢德与亚勒吉阿各一篇，却是鲁迅君的翻译，现在得了他的赞同，也收在这集子里了。”“这里边夏目，森，有岛，江口，菊池，芥川等六人的作品，是鲁迅君翻译，其余是我所译的。”鲁迅所译以后均分割出，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和1958年版《鲁迅译文集》。　

　　鲁迅1930年所译刈米达夫著《药用植物》，收入1936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药用植物及其他》一书，署“乐文等译著”。《药用植物》列为上编，下编《其他药用植物》包括许炳熙、陈阳均等所作五篇论文。《药用植物》以后被分割出，作为附编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　

　　1929年4月和9月朝花社出版《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1）：奇剑及其他》和《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2）：在沙漠上及其他》，卷首均有鲁迅以“朝花社同人”名义所撰《小引》，前一种收短篇小说十三篇，其中迦尔洵作《一篇很短的传奇》，淑雪兼珂作《贵家妇女》、《波兰姑娘》，腓立普作《食人人种的话》、《捕狮》系鲁迅所译，另有柔石译一篇，真吾译五篇，梅川译两篇；后二种收短篇小说十二篇，其中巴罗哈作《放浪者伊利沙辟台》、《跋司珂族的人们》，伦支作《在沙漠上》，雅各武莱夫作《农夫》系鲁迅所译，另有真吾、柔石各译四篇。鲁迅译作后被分割出，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和1958年版《鲁迅译文集》，但却没有保留《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这名目。　

　　1922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爱罗先珂童话集》署“鲁迅译”，1933年1月和3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竖琴》和《一天的工作》署“鲁迅编译”，其实也是合作作品。鲁迅在《〈爱罗先珂童话集〉序》中说：“本集的十二篇文章中，《自叙传》和《为跌下而造的塔》是胡愈之先生译的，《虹之国》是馥泉先生译的，其余是我译的。”《竖琴》所收十篇，鲁迅译七篇，柔石译两篇，靖华译一篇；《一天的工作》所收十篇，鲁迅译八篇，文尹译包括用作书名的《一天的工作》在内的两篇。二书本系鲁迅拟编《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之上下册；后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建议将两册合编为《苏联作家二十人集》，鲁迅表示：“《竖琴》和《一天的工作》可以如来信所示，合为一本。新的书名很好。序文也可以合为一篇。”（1936年7月7日致赵家璧）该合集于1936年7月出版。1938年版《鲁迅全集》已将《爱罗先珂童话集》里非鲁迅所译者分割出，1958年版《鲁迅译文集》中，《竖琴》和《一天的工作》里非鲁迅所译者也被分割出去。　

　　1933年4月上海青光书局出版的“鲁迅与景宋的通信”《两地书》，也应归在这一类里。鲁迅1932年8月17日致许寿裳：“上海近已稍凉，但弟仍一无所作，为啖饭计，拟整理弟与景宋通信，付书坊出版以图版税，昨今一看，虽不肉麻，而亦无大意义，故是否编定，亦未决也。”1932年10月20日致李小峰：“通信正在钞录，尚不到三分之一，全部约当有十四五万字，则抄成恐当在年底。成后我当看一遍并作序，也略需时，总之今年恐不能付印了。”1932年10月31日日记：“夜排比《两地书》迄，凡分三集。”1933年1月13日日记：“复阅《两地书》迄。”《两地书》收录的是鲁迅与许广平1925年3至7月，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和1929年5至6月的通信。这是一部“往来书信集”。类似编法，国内此前有1920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田汉、宗白华、郭沫若著《三叶集》，——田汉称之为“中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后来又有《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陈垣往来书信集》、《胡适来往书信选》、《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与杨联陞往来书信集》、《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李劼人晚年书信集》、《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书信集》、《涸辙旧简：叶圣陶贾祖璋京闽通信集》等。国外则有《列·尼·托尔斯泰与俄国作家通信集》、《E。B。怀特书信选集》、《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集》等。这其中有些为他人编辑，或与《两地书》性质稍有差异；然《E。B。怀特书信选集》编者是E。B。怀特一位老友之女多萝西·洛布拉诺·戈思，得到了作者的认可；《三叶集》则由田汉、宗白华、郭沫若自己编就。　

　　“往来书信集”的好处，诚如《列·尼·托尔斯泰与俄国作家通信集》编者苏·阿·罗扎诺娃所说：“你来我往的通信可以使人听到对话双方的声音，信中包含的内容揭示着他们的相互关系和对周围世界态度的性质，以及双方个性本身各自具有的特点。”但是书信还有另外一种编选方式，即只收一方所作。这样的书信集或包括书信的全集，如《田汉全集》、《宗白华全集》和《郭沫若全集》等，相当常见。况且，存留世间的书信很多已是“有来无往”。就连《两地书》也不完整，如“第一集北京”中，许广平1925年5月9日信前，“其间缺鲁迅5月8日信一封”；鲁迅同年5月30日信前，“其间缺广平留字一纸”；鲁迅6月28日信“前缺”，此前“其间当有缺失，约二三封”；鲁迅6月29日信前，“此间缺广平28日信一封”；鲁迅7月9日信前，“其间当缺往来信札数封，不知确数”，——即如鲁迅所说：“其中虽然有些缺少，但恐怕是自己当时没有留心，早经遗失，并不是由于什么官灾兵燹的。”由此可知一方信件作为作品的独立性，未必非得依赖另一方信件的存在、依赖与另一方信件的对应关系得以成立。即使是“情书”，如卡夫卡的《致菲莉斯》、《致密伦娜》也只是一方之作。1946年10月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许广平编《鲁迅书简》，以及1958年版、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均只收录鲁迅的信件。2005年版《鲁迅全集》收录了《两地书》中鲁迅的原信，而未收录许广平的原信，实际上已经对这批往来书信作了分割。如果以书名《两地书》为由认为其中内容不可分割，那么前述《一天的工作》、《苏联作家二十人集》的书名和《域外小说集》“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的署名也应视为同样的限定。附带说一句，对比原信，鲁迅编辑出版《两地书》时多有改动，大概已不宜当做他与许广平的私人通信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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