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可以成为成功者的谦词，却不宜成为落后者揶揄成功者的藉口。这也不难理解，两年后当新的一轮经济危机来袭时，玖龙又一次见机行事--移师国内，而当初的感叹者始终是一筹莫展、一声叹息。

　　2006年被称为“银行上市年”。与大型国企纷纷登陆资本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企的生存和成长空间被挤压。一年后这一现象更为明显--2007年A股市场共有125只新股上市，其中沪市25家大公司募资4000亿元，深市中小板100家中小企业募资仅为390亿元，不足沪市的1/10。“国进民退”这一词汇开始流行。

　　聪明者从张茵身上得到的启发是，与其等首富成为板上钉钉时拿来仰视，不如在他(她)还是个首富坯子的时候，去挖掘、学习甚至模仿其商业模式。

　　“V”型路线中的收获

　　2007年是财富泡沫剧增的年份，这似乎正是危机将要到来的前兆，不过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那是杞人忧天。玖龙的股价在2007年最高峰时摸高到了近27港元。

　　一年后的2008年10月，全球金融海啸酣畅的发作期，玖龙最低跌到了0.7港元。与一年前的最高位相比，缩水幅度达97%，或者说玖龙的股票被打0.3折“大甩卖”!

　　2008年无疑是张茵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年。股价急剧缩水引发信任危机甚至年终“玖龙破产”消息流传，“两会”期间她的引发争议的言论，“血汗工厂”风波，以及父亲的去世等等，无不令其身心疲惫。她的一些作法也一度为人所诟病。

　　使其成为众矢之的，是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在提案中的3点建议--建议劳动密集型企业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建议降低富人税负，建议对进口选择高效节能环保设备的企业，免征5-7年进口关税和增值税。此言一出，一片哗然。在媒体的传播效应下， “为富不仁”、“富人阶层代言人”等帽子都扣到了张茵的头上。

　　《福布斯》杂志网站很快刊登了这一消息，题为“中国首富要求所得税减额”。文章称，在中国，有关“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话题总能引发讨论，中国女首富张茵提出了“减税”这一敏感建议。换句话说，“张茵”更像一个代号，向张茵拍过来的“砖头”更像是砸向整个富人群体。

　　事件刚刚平息不久，2008年4月中旬，香港又出现情况--香港民间团体发布SACOM(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的《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上，5家企业榜上有名，玖龙纸业赫然在列。舆论再度哗然。张茵大怒，称香港这一民间组织是“无良组织”，随后请广东省总工会介入调查，5月初公布的调查结论是：玖龙并非“血汗工厂”，工厂伙食、住宿条件尚佳。这一举措令外面更为嘲讽。

　　2009年10月，玖龙股价回升至超过10港元，与一年前的最低点相比，涨幅近15倍。实现这一大反转的正是她在危机中的自我变革。实际上，当2008年年中她被群起攻击时，同时在做的是不断增持自家股票以提振股价颓势。后来虽然发现此举并不怎么奏效，但却逼迫她作出了将外销与内销的“八二开”对调为“二八开”的决定。这是一项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决策，可是在合适的时间段里作出合适的决策，并非一件易事。

　　张茵的及时拯救了玖龙，这使得玖龙的下半财年(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盈利超过13亿元，比上半财年(2008年7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3亿元增长了3倍多，这是玖龙股价回升的主要推力。

　　如今的张茵显然成熟了许多。不再有2003年初上榜时的惊慌，不再有风波缠身时试图“拉拢记者”的愚蠢行为;大风大浪之后，她的大儿子刘晋嵩于2009年8月也如期成为玖龙的执行董事，玖龙在天津和重庆的巨型项目也陆续开工，可谓否极泰来。

　　首富桂冠和丑闻缠身是最容易被人记住的。张茵遭遇的，似乎是中国明星富豪必须遭遇的考验。只是有人在考验中被发现个人或企业存有更严重的问题，甚至面临“落马”的可能，而有人则因祸得福，在压抑中洗去了此前的偏执和狂狷，由青涩走向成熟。这是张茵“蹦极”的最大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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