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讯：12月10日下午，丹麦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场内唇枪舌剑，东京环保产品展的展馆内却气氛温馨。

　　很多脖子上系有粉色丝巾、丝巾后面印着“桃二小学”字样的小朋友，围坐在各家参展商的展台前，或聆听，或动手参与一些环保产品模型的组装。精工爱普生公司的展台也吸引了他们。在这里，小学生们需要在一张特定的卡片上盖满三个印章，就可用卡片票根获得该公司提供的精美环保拼图。

　　这三个印章分别代表了爱普生打印机的运输配送、消费者使用和墨盒回收环节，加上产品设计、材料选择和产品制造环节，爱普生希望借此向消费者传达其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环保理念。

　　“到2050年，我们希望将产品完整生命周期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90%”。精工爱普生公司图像产品事业部COO酒井明彦说，“即便这并不容易。”

　　同行“联合”

　　“过去，日本厂商的目标就是不计成本地生产高品质产品，所有的日本制造商如此，爱普生亦然。”酒井明彦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但现在，让消费者接受你的产品成为最大的挑战，包括日本技术受到的挑战在内，我们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来控制我们的成本，尽量降低产品售价。”

　　根据爱普生2050年环境愿景，二氧化碳排放削减90%固然是其外在的“环保牌”，但在这背后，爱普生产品生命周期供应链的“绿化”是其成本控制的关键：材料选择趋向小型、轻量化；产品小型化之后，同样的运能可以配送更多产品；而通过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墨盒回收再利用等，爱普生希望将其环保新品的研发成本分摊到各个环节。

　　此外，为了降低成本，2009年6月，爱普生甚至和竞争对手佳能公司合作，共用运输配送、墨盒回收体系。酒井明彦将此称之为“动脉运输、静脉回收”。

　　“最近日本国内的运输公司被淘汰掉不少，运输公司的集约化、规模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我们调查发现，爱普生和佳能各自使用的运输公司相近，各自的仓库均有空余，而两家公司在日本的主要运输目的地位置相近，都是几家大的电器零售商，所以联合顺理成章，既降低各自的仓储资金和配送成本，二氧化碳的排放还能减少。”酒井明彦说。

　　事实上，像爱普生和佳能这样“联合营运”以降低成本的做法，在大公司中正逐渐多起来。

　　供应链“绿化”

　　爱普生、佳能的联合营运属于企业整合外部资源的有效手段，针对企业内部管理，爱普生们的供应链“绿化”不失为应对低碳时代的良策。

　　一年多前，郑锐在美国出差时，正赶上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人的热议，让郑锐敏感地意识到“碳减排”已因为公众的关注而成为企业的紧迫任务。

　　郑锐是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APP（中国）”）执行董事，回国之后，他即着手聘请国际碳资产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下称Camco），就APP（中国）进行“碳足迹”评估。

　　所谓“碳足迹”，是一种测量能源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影响的方法，个人、组织的活动和产品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碳耗用量”，其“碳”耗越多，导致排放出让地球变暖的二氧化碳也就越多。而迄今为止，Camco实施的碳排放评估超过1000次。
　
　　“碳足迹评估是企业应对低碳时代多个步骤中的第一步，只有全面了解单位产品排放二氧化碳的水平，才能在企业中建立减排标杆，并为接下来设计减排项目提供依据。”郑锐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企业进行碳减排，除了CSR（企业社会责任）和品牌上的回报以外，减少成本是第二个层面，增加收入是第三个层面。”

　　按照Camco的建议，结合此前数年的投入，APP（中国）的供应链“绿化”效益开始显现。APP（中国）的旗舰企业——金东纸业，是国内最大的造纸企业，截至2008年底，金东纸业环保投资11.5亿元，每年环保收益可达1亿元。

　　“企业进行碳足迹评估一般分为两步，首先是了解自己的碳排放量到底有多大，接下来就是看到底能有多大的改善机会。改善机会又分为三部分：经济效益不大但社会效益重要的部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的部分，暂时无法解决或技术不成熟、存在风险的部分。”郑锐认为，每家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实力的不同、发展阶段侧重点的不同进行取舍，而对APP（中国）来说，尽管需要投入巨资，但10%的环保效益已经足够吸引企业不断投入，即便因为APP的外资性质，直接增收是APP可望而不可及的梦。

　　“企业增收方面主要是来自于CDM（清洁发展机制，发达国家通过该机制购买发展中国家可以出售的二氧化碳减排配额）出售。但由于中国政府只允许中资企业进行CDM交易，而APP（中国）是外资企业，所以CDM增收也就不可能。”提及此处，郑锐难免遗憾，如果可以进行CDM交易，该公司每年可新增数亿元收入。

　　第三方托管

　　然而，对广大中小企业来说，APP（中国）那样的环保巨额投资并不现实，能否通过参与CDM交易获得减排资金？

　　“我们接到过咨询，因为沃尔玛要求供应商提供碳足迹验证，国内的沃尔玛供应商向我们寻求帮助。”Camco市场经理魏明慧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碳减排的方法有两类。一类是内部管理方面的节能降耗，另一类是通过技术、设备的投入来实现废物回收利用，对于规模不大、利润率并不高的中小企业来说，高投入的后一种手段显然很棘手。

　　按照联合国气候组织的最新统计数据，目前全球已经批准的CDM项目中，中国占47.89%；而在中国已获批准的CDM项目中，Camco占据的市场份额约30%。

　　“此前国内的CDM项目主要针对高能耗企业，从2005年到现在，国内煤化、石化、钢铁、水泥、电力等领域的大型项目基本开发完毕。而由于CDM项目包括卖方国、买方国、联合国等的复杂审批手续，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费用昂贵，兼之联合国审批部门要求新项目的技术最好能不断改进，因此，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和技术水平，CDM项目很难获得最终盈利，也就不会有人愿意立项审批。”魏明慧表示，这也是国内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此前无法从CDM分一杯羹的根源。

　　由于政策在CDM项目审批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Camco的多数人员都聚集到了哥本哈根研究下一步可以开辟业务的新领域。这其中，当下交易价格较高的风电、太阳能、生物质发电等CDM项目新领域，潜力较大，但目前的市场份额并不大。以我国为例，截至目前，风电CDM项目累计共8631293吨，仅占我国CDM市场份额的5%。而不久前，联合国还否决了来自中国的10个风电CDM项目。

　　显然，至少目前为止，国内高能耗、新能源领域以外的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从CDM市场获益的可能性不大。

　　“企业自身规模小无法避免，但如果某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内，这些中小企业能够联合起来，将其废物、废气和污水处理业务打包形成一定规模，委托给第三方专业的治污公司运营，前期投入的高额资金相互分担之外，获得贷款或投资也并非不可能。”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会长文一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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