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文化，孰轻孰重？

　　如果以自由、个性和创新定位于21世纪的中国文化特征，那么为第三次文化组织的变革，就需要在文化出版管理制度、文化形态创新、文化从业者身份等多个方面进行变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虽以借鉴西方资本、效率模式，增强文化创新能力，但其核心不仅仅是获得经济回报，而应该要有更为远大的文化目标。比如在国内，需要用文化创新来强化政治和民族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让文化成为创造未来21世纪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经济发展方向和增强经济竞争力；在国际上，塑造和展现新世纪中国国家形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让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传统的中国给世界文明以更大的影响力。因此21世纪的第三次文化组织变革比之60年前更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中国文化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量文化企业逐步转变成为市场经营的主体过程中，关注自身企业的经营效率往往成为第一选择。譬如，笔者曾对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自1950-2004年与非洲55年书刊往来历史给予了统计和对比。从1950-1987年37年的往来统计看，覆盖范围广，来往频次密集，整个37年间累计81次，平均每年2.19次。而1987-2004年的18年间，与非洲大陆往来国家数量减少，由前37年的25个减少到后17年的15个，下降比例达到40%。可以说，80年代至今的新时期，中国书刊在非洲的发行传播活动与前30年相比呈现逐步下降趋势。

　　与这种日渐萎缩的书刊交往相比，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关系却飞速发展，非洲大陆已经成为中国能源、工业原料以及中国工业化产品的重要来源地、重要市场。但这种快速增长的中非关系，却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是掌握舆论优势的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负面言论，对中国在非洲“殖民主义”“支持专制”“人权”的负面宣传的影响，抹煞了中国在非洲大量承包工程、劳务合作，以及贸易、投资等方面，给非洲当地社会带来的快速进步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实惠；二是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走上政治前台的非洲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多接受西方教育，崇尚西方的价值观念，在民主、人权、主权等方面的价值判断与中国仍有差距，不同程度上削弱中非关系的政治基础。

　　这种挑战凸现的是中国新时期在非洲文化影响力的薄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专业海外书刊发行机构在市场化进程之中把企业的全部重心投入到经济效益回报巨大的国家、地区，而不同程度上会忽视资本投入、效益回报较低的国家、地区。文化目标的“偏向”，是一个资本与文化之间经常发生的“文化病”。文化企业对资本利益的追逐而会不自觉的淡化长远的文化目标，二者之间有时会出现不同步、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弊病已经在中国出版业中普遍出现。

　　 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的丹尼尔·贝尔早在1978年写到：“最终指导经济的还是经济深植于内的文化价值体系。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是有效的；但只有在构塑它的文化价值体系内，它才合理”，这句话道出了经济政策的工具性——它所服务的终极目标一定要符合某种文化价值观念，决不存在为经济而经济的工具手段。本文前述的两次文化组织变革，第一次变革完成了中华民族从传统到近代的文化启蒙任务，以新中国建立为标志的第二次文化组织变革，虽然有教训和不足，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新中国在国力远不如今天的时代所奠定的国家文化格局，都成为21世纪中华文化发展最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基础。对于新世纪的第三次文化组织变革而言，在大力学习西方的资本、效率手段之时，把资本、效率模式的活力、创新与国家民族远大文化目标结合起来，充分展现自由、个性、创新的21世纪时代精神的时候，就是中国第三次文化组织变革创新成功之时，也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贡献的时候。这是历史赋予这个时代的使命，也是这个时代文化从业者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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