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出版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
2010-04-02 10:09:33.0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责编:涂运
【CPP114】讯:2009年我国数字出版业整体收入达750亿元,首次超过传统图书出版业产值。几年前,当传统出版站在是否开展数字出版的十字路口时,从业者还在不断环顾、张望、犹豫,现在,随着数字出版产值的逐年递增,数字化浪潮日益凶猛,数字出版发展前景已经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看好与重视。
但是,在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过程中,两者应该怎样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数据应该怎样加工?加工后的内容怎样进行版权保护?怎样才能保证数字出版的赢利?这些关键性问题的解决决定着数字出版发展的最终状态。近日,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第二期数字出版编辑高级研修班上,业内专家联系自身的实践,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讨。
转型思路明确定位 统筹计划
与数字出版相比,传统出版有丰厚、专业的作家资源和内容资源,有相对明确的消费群体,有相当成熟的销售渠道。但是,传统出版在做数字出版时要受体制、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一方面很难吸引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需要大量的投入。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如何协调发展?
中文在线副总裁兼版权中心总经理、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副秘书长谢广才认为,传统出版要明确自身定位,统筹计划数字出版与纸质出版,在进行纸质出版时就要想到和数字出版进行规划,同时,传统出版应该充分结合数字出版的优势。对于传统出版社而言,要进行积极的编辑转型。谢广才建议,编辑应具有积极的创新意识,了解掌握新技术,要开阔思路,关注网络文学和科技动向,同时还要有分享精神,发展图书的数字形式和销售宣传渠道,开拓新局面。同时与数字出版服务运营商建立沟通合作也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吸收前沿信息,顺应发展需要。
内容制作一次制作 多元发布
对于出版的内容问题,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数字媒体事业部开发总监翟因为说:“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有一个变化,数字出版使对内容资产价值的认识从产品转向了内容数据库。在传统出版阶段,编辑的目标是一定的,那就是直接为纸质出版物编写内容,所有的劳动随着出书沉淀在书里。很多知识劳动出书后要重新翻回来,整个出版流程需要重新走一遍。在数字出版阶段,我们会在中间加一个内容数据库的环节,可重用是内容数据库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数字出版,为了保障内容可重复使用,中国版协电子与网络出版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华大典》数字出版系统技术总监王勤认为,数字内容资源生产系统需要根据数字出版产业的特征设定3项基本功能,即洗拆标、进出存、组排发。对于这3项功能的具体内容,王勤进一步解释说,洗拆标是指内容资源能够进行标准化清洗、结构化拆分、语义化标注;进出存是指各类出版资源可自由进入系统、可多种格式多种载体输出、可多形态存储;组排发是数据能按需提取内容资源、能按需重组、数据能基于模板技术自动排版、出版产品能跨媒体跨载体实时发布。王勤说:“对于内容资源而言,最理想的方式是能通过一次加工多次增值。”
在数字出版的过程中,使用一个合适的标准,能保证数字内容最大可能地传达给公众,达到一次制作、多元发布的效果。对于数字内容的标准,王勤认为,数字出版的标准不是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这个标准应该是市场标准。他觉得最具有鲜活力的市场认同的标准就是主流标准。如果想占领市场,出版单位就要采用市场标准。
版权保护多种手段 双管齐下
出版领域的版权问题一直存在,数字出版兴起后,盗版问题日益突出。现在盗版最突出的特点是,盗版提供者的数量不断增加,被侵权的作品数量不断增加,盗版者的手段不断翻新,网络盗版在以几何数字增长,不断提供新挑战。有数据显示,在国内1417个电子图书网站中原创网站仅占4.3%,而转载网站大部分没有经过作者或出版社的授权,可以说盗版已经成为数字出版的头号敌人。
谢广才说:“版权保护是数字出版发展的根本保证。作为内容提供商,我们要注重自己的版权保护,否则无法对外授权合作。版权保护是一个全流程的技术保护,包括作者、出版社、读者、阅读设备供应商、销售商、技术供应商等这些环节都需要保护。”
怎样进行版权保护?谢广才认为应该把反盗维权和合法授权结合起来。关于反盗维权,谢广才建议可以结合社会保护、技术保护、行政保护、司法保护等保护手段。现在多种保护途径的有效结合,已成为数字版权保护的一个趋势。但是,对于版权保护而言,反盗版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内容的传播,服务于数字出版整个行业的发展,等到哪一天数字出版不用反盗版了,这个行业才能真正良性发展起来。
对于版权保护,王勤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王勤认为,数字版权的保护是把双刃剑,需要运用与传统版权保护不一样的保护策略、保护技术和保护手段。他说,数字出版是屏幕阅读,这是一种新的传媒,阅读内容一旦上屏幕后,追求的是传播的最大化。在这种新的传媒里,数字版权是指使用你的作品不被改编的权利。数字出版厂商通过传播获得利润的最大化,而这个利润的最大化不是靠内容本身,而是靠内容所吸引的客户,通过客户第三方支付广告,通过广告分成、流量分成或者通信费分成来实现。
商业模式“四化”与“五个一”
数字出版怎样才能赢利一直是出版界最关心也最困惑的问题。对于数字出版的商业模式,中国出版集团数字出版传媒公司总经理刘成勇提出,出版社做数字出版,首先要实现“四化”,即数字化、产品化、平台化、规模化。
刘成勇分析,所谓数字化,是指对内容资源进行数字化,这是传统出版社开展数字出版的第一步,出版资源只有在数字化后,才能开发出不同形态的数字出版产品,实现增值利用。产品化是指出版社要形成可供用户使用的数字出版产品,这是数字出版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数字出版的产品化,应该在启动出版资源数字化之始,就要按照市场的需求认真规划,从而开发出满足互联网时代需求的数字出版产品。对于数字出版产品的平台化,这比孤立的数字产品更能够导向成功的商业模式,传统出版社要想在数字出版领域有所作为,必须搭建具有一定技术门槛、拥有特色内容的数字出版平台。规模化,不仅体现在海量的出版资源和高集中度上,而且只有在用户数量、访问量都达到相当大的规模之后,数字出版的成功才是可以预见的,从国内外数字出版发展来看,规模化、集约化趋势日趋明显。
除数字出版产品的“四化”之外,刘成勇还提出了数字出版运作的“五个一”。这“五个一”可以简单概括为:一个清晰、可操作的数字出版战略,一个适应市场化运作的体制机制,一支融合技术、出版、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一个规模化、集约化的数字出版产品平台,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销售渠道。
与传统出版营销的真实、单向相比,数字出版营销是虚拟、双向互动的。刘成勇建议,对于数字出版的营销,除了传统的方式,还可以采用一些新的方式,比如搜索引擎、邮件、网站等;除了互联网这个数字化的营销手段,应该有一种开放的思路,还可以采用手机、短信、彩信、广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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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思路明确定位 统筹计划
与数字出版相比,传统出版有丰厚、专业的作家资源和内容资源,有相对明确的消费群体,有相当成熟的销售渠道。但是,传统出版在做数字出版时要受体制、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一方面很难吸引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需要大量的投入。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如何协调发展?
中文在线副总裁兼版权中心总经理、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副秘书长谢广才认为,传统出版要明确自身定位,统筹计划数字出版与纸质出版,在进行纸质出版时就要想到和数字出版进行规划,同时,传统出版应该充分结合数字出版的优势。对于传统出版社而言,要进行积极的编辑转型。谢广才建议,编辑应具有积极的创新意识,了解掌握新技术,要开阔思路,关注网络文学和科技动向,同时还要有分享精神,发展图书的数字形式和销售宣传渠道,开拓新局面。同时与数字出版服务运营商建立沟通合作也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吸收前沿信息,顺应发展需要。
内容制作一次制作 多元发布
对于出版的内容问题,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数字媒体事业部开发总监翟因为说:“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有一个变化,数字出版使对内容资产价值的认识从产品转向了内容数据库。在传统出版阶段,编辑的目标是一定的,那就是直接为纸质出版物编写内容,所有的劳动随着出书沉淀在书里。很多知识劳动出书后要重新翻回来,整个出版流程需要重新走一遍。在数字出版阶段,我们会在中间加一个内容数据库的环节,可重用是内容数据库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数字出版,为了保障内容可重复使用,中国版协电子与网络出版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华大典》数字出版系统技术总监王勤认为,数字内容资源生产系统需要根据数字出版产业的特征设定3项基本功能,即洗拆标、进出存、组排发。对于这3项功能的具体内容,王勤进一步解释说,洗拆标是指内容资源能够进行标准化清洗、结构化拆分、语义化标注;进出存是指各类出版资源可自由进入系统、可多种格式多种载体输出、可多形态存储;组排发是数据能按需提取内容资源、能按需重组、数据能基于模板技术自动排版、出版产品能跨媒体跨载体实时发布。王勤说:“对于内容资源而言,最理想的方式是能通过一次加工多次增值。”
在数字出版的过程中,使用一个合适的标准,能保证数字内容最大可能地传达给公众,达到一次制作、多元发布的效果。对于数字内容的标准,王勤认为,数字出版的标准不是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这个标准应该是市场标准。他觉得最具有鲜活力的市场认同的标准就是主流标准。如果想占领市场,出版单位就要采用市场标准。
版权保护多种手段 双管齐下
出版领域的版权问题一直存在,数字出版兴起后,盗版问题日益突出。现在盗版最突出的特点是,盗版提供者的数量不断增加,被侵权的作品数量不断增加,盗版者的手段不断翻新,网络盗版在以几何数字增长,不断提供新挑战。有数据显示,在国内1417个电子图书网站中原创网站仅占4.3%,而转载网站大部分没有经过作者或出版社的授权,可以说盗版已经成为数字出版的头号敌人。
谢广才说:“版权保护是数字出版发展的根本保证。作为内容提供商,我们要注重自己的版权保护,否则无法对外授权合作。版权保护是一个全流程的技术保护,包括作者、出版社、读者、阅读设备供应商、销售商、技术供应商等这些环节都需要保护。”
怎样进行版权保护?谢广才认为应该把反盗维权和合法授权结合起来。关于反盗维权,谢广才建议可以结合社会保护、技术保护、行政保护、司法保护等保护手段。现在多种保护途径的有效结合,已成为数字版权保护的一个趋势。但是,对于版权保护而言,反盗版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内容的传播,服务于数字出版整个行业的发展,等到哪一天数字出版不用反盗版了,这个行业才能真正良性发展起来。
对于版权保护,王勤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王勤认为,数字版权的保护是把双刃剑,需要运用与传统版权保护不一样的保护策略、保护技术和保护手段。他说,数字出版是屏幕阅读,这是一种新的传媒,阅读内容一旦上屏幕后,追求的是传播的最大化。在这种新的传媒里,数字版权是指使用你的作品不被改编的权利。数字出版厂商通过传播获得利润的最大化,而这个利润的最大化不是靠内容本身,而是靠内容所吸引的客户,通过客户第三方支付广告,通过广告分成、流量分成或者通信费分成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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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勇分析,所谓数字化,是指对内容资源进行数字化,这是传统出版社开展数字出版的第一步,出版资源只有在数字化后,才能开发出不同形态的数字出版产品,实现增值利用。产品化是指出版社要形成可供用户使用的数字出版产品,这是数字出版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数字出版的产品化,应该在启动出版资源数字化之始,就要按照市场的需求认真规划,从而开发出满足互联网时代需求的数字出版产品。对于数字出版产品的平台化,这比孤立的数字产品更能够导向成功的商业模式,传统出版社要想在数字出版领域有所作为,必须搭建具有一定技术门槛、拥有特色内容的数字出版平台。规模化,不仅体现在海量的出版资源和高集中度上,而且只有在用户数量、访问量都达到相当大的规模之后,数字出版的成功才是可以预见的,从国内外数字出版发展来看,规模化、集约化趋势日趋明显。
除数字出版产品的“四化”之外,刘成勇还提出了数字出版运作的“五个一”。这“五个一”可以简单概括为:一个清晰、可操作的数字出版战略,一个适应市场化运作的体制机制,一支融合技术、出版、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一个规模化、集约化的数字出版产品平台,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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