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发票何以越打击卖价越高
2010-07-19 08:38:58.0 来源:文汇报 责编:Victoria
- 摘要:
- 假发票的“需求”主要来自哪里?当然,最大的“需求”来自企业。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有买假发票的动机,以此获取名为“成本”的额外利润。然而,当各项制度安排都比较合理、违法成本又很高,企业一般犯不着去买假发票;而若制度不合理,且违法成本不那么高,一些企业就会铤而走险。譬如,中国的部分企业现在买假发票,与现行税制不尽合理有关。调查表明,目前假发票的“需求”相当部分来自服务业企业,由于它们被征收没有任何抵扣的营业税,还要被征收和制造业企业相同税率的公司所得税,就动起歪脑筋,通过买假发票做大成本,以少缴公司所得税,或多或少补回上缴的营业税。另外,制造业企业买增值税发票,是自增值税开征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问题。
【CPP114】讯:现在,发票被异化为腐败、贪污,或违规使用资金的工具。这无疑表明,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还需要加强最为基础的规范设计和制度建设,还需要更加强有力的行为约束,包括对所有交易主体乃至公务员的行为约束
只打击假发票“供给”恐怕事倍功半
本以为,假发票盛行主要是一些企业为避税逃税而虚假地做大成本。看过刘家义审计长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所作的审计报告,得知了另一种情况:抽查56个中央部门已报销的29363张可疑发票,发现有5170张为虚假发票,列支金额1.42亿元;其中8个部门本级和34个所属单位在无真实经济业务背景的情况下,利用虚假发票套取资金9784.14万元,主要用于发放职工福利补贴等。如此大数额的众多发票,不可能是大伙儿凑起来的,基本可以断言,它们是买来的或代开的(代开发票也是要付费的)。假发票竟然卖到若干中央部门,并且还被堂而皇之地报销了!
最近还看到一条消息:某市假发票黑市经不断打击被空前压缩,结果假发票的卖价激增30余倍。用经济学供求法则来解读这条消息,结论很简单:尽管打击了假发票的“供给”,但“需求”依然强劲,价格因此大涨。在经济学短期分析的框架中,需求是第一位的,在此得到了一次另类验证。可见,解决假发票问题,主要在于遏制“需求”。只要“需求”还在,打击“供给”的结果,就是使那些几乎一文不值的纸片获得更大暴利。这样打击,恐怕只能事倍功半。
假发票的“需求”来自哪里、怎会产生?
假发票的“需求”主要来自哪里?当然,最大的“需求”来自企业。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有买假发票的动机,以此获取名为“成本”的额外利润。然而,当各项制度安排都比较合理、违法成本又很高,企业一般犯不着去买假发票;而若制度不合理,且违法成本不那么高,一些企业就会铤而走险。譬如,中国的部分企业现在买假发票,与现行税制不尽合理有关。调查表明,目前假发票的“需求”相当部分来自服务业企业,由于它们被征收没有任何抵扣的营业税,还要被征收和制造业企业相同税率的公司所得税,就动起歪脑筋,通过买假发票做大成本,以少缴公司所得税,或多或少补回上缴的营业税。另外,制造业企业买增值税发票,是自增值税开征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问题。
假发票的第二位“需求”来自某些政府部门和其他组织,如高校和科研单位。某些政府部门的假发票“需求”,已经被国家审计署揭露出来。笔者以为,审计署指称这些部门利用虚假发票套取资金的目的是用于发放职工福利补贴,还是给了他们面子,其实恐怕有更加恶劣的情形,如用假发票报销变现,钱落入个人腰包。也就是说,这里既有集体腐败,也不乏个人贪污。笔者在高校工作,对科研经费的使用情况比较清楚,尽管还没遇到过教授去买假发票的情形,但收集一些并非与课题相关的发票,报出一些现金,犒劳学生和合作者的情况是有的。这也有制度的问题。如果制度主要从课题质量角度来设计,注重考核课题组的工作和成果,同时给予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对课题研究过程中人力、智力的付出给予足够报偿,那么这种不尽规范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制度建设是制止发票“异化”的利器之一
根治虚假发票,堵住“需求”,最重要的是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例如,深化以“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为基本原则的税制改革。这项改革的核心理念是“放水养鱼”,为企业减轻税负,使它们有一个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外部环境。在这个基础上,通过规范的、引导企业诚信守法经营的制度建设,加强对各个纳税环节的监管,尽可能使各种违法违规的偷逃税收行为,包括以虚假发票做大成本的行为不能得逞,保证应该征收的税收足额入库。又如,全面推进以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为目标的财政体制改革。公共财政制度的基础,一是符合服务型政府职能的预算支出范围,二是符合程序的、透明的预算支出内容。在“阳光”下的财政预算支出,将使假发票无处藏身,不至于再要等到审计时才被发现。在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前提下,对仍然出现的假发票“需求”行为和“供给”行为,要严格按照相关法规惩处,使之在重罚之下难以为继。通过三管齐下——深化改革、制度建设和严加监管,假发票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还没有说明“发票是什么”。其实这是不需要说明的,但在当今社会,往往就是这些常识和常识性的规范被遗忘、被歪曲了,弄出很多荒唐的、违法的事。发票不就是单位或个人在商品和服务交易中的收付款证明嘛,它是财务收支的法定凭证,是会计核算的原始依据,也是审计机关、税务机关执法检查的依据之一。但现在,发票被异化为腐败、贪污,或违规使用资金的工具。这无疑表明,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还需要加强最为基础的规范设计和制度建设,还需要更加强有力的行为约束,包括对所有交易主体乃至公务员的行为约束。否则,我们就无法做到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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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打击假发票“供给”恐怕事倍功半
本以为,假发票盛行主要是一些企业为避税逃税而虚假地做大成本。看过刘家义审计长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所作的审计报告,得知了另一种情况:抽查56个中央部门已报销的29363张可疑发票,发现有5170张为虚假发票,列支金额1.42亿元;其中8个部门本级和34个所属单位在无真实经济业务背景的情况下,利用虚假发票套取资金9784.14万元,主要用于发放职工福利补贴等。如此大数额的众多发票,不可能是大伙儿凑起来的,基本可以断言,它们是买来的或代开的(代开发票也是要付费的)。假发票竟然卖到若干中央部门,并且还被堂而皇之地报销了!
最近还看到一条消息:某市假发票黑市经不断打击被空前压缩,结果假发票的卖价激增30余倍。用经济学供求法则来解读这条消息,结论很简单:尽管打击了假发票的“供给”,但“需求”依然强劲,价格因此大涨。在经济学短期分析的框架中,需求是第一位的,在此得到了一次另类验证。可见,解决假发票问题,主要在于遏制“需求”。只要“需求”还在,打击“供给”的结果,就是使那些几乎一文不值的纸片获得更大暴利。这样打击,恐怕只能事倍功半。
假发票的“需求”来自哪里、怎会产生?
假发票的“需求”主要来自哪里?当然,最大的“需求”来自企业。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有买假发票的动机,以此获取名为“成本”的额外利润。然而,当各项制度安排都比较合理、违法成本又很高,企业一般犯不着去买假发票;而若制度不合理,且违法成本不那么高,一些企业就会铤而走险。譬如,中国的部分企业现在买假发票,与现行税制不尽合理有关。调查表明,目前假发票的“需求”相当部分来自服务业企业,由于它们被征收没有任何抵扣的营业税,还要被征收和制造业企业相同税率的公司所得税,就动起歪脑筋,通过买假发票做大成本,以少缴公司所得税,或多或少补回上缴的营业税。另外,制造业企业买增值税发票,是自增值税开征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问题。
假发票的第二位“需求”来自某些政府部门和其他组织,如高校和科研单位。某些政府部门的假发票“需求”,已经被国家审计署揭露出来。笔者以为,审计署指称这些部门利用虚假发票套取资金的目的是用于发放职工福利补贴,还是给了他们面子,其实恐怕有更加恶劣的情形,如用假发票报销变现,钱落入个人腰包。也就是说,这里既有集体腐败,也不乏个人贪污。笔者在高校工作,对科研经费的使用情况比较清楚,尽管还没遇到过教授去买假发票的情形,但收集一些并非与课题相关的发票,报出一些现金,犒劳学生和合作者的情况是有的。这也有制度的问题。如果制度主要从课题质量角度来设计,注重考核课题组的工作和成果,同时给予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对课题研究过程中人力、智力的付出给予足够报偿,那么这种不尽规范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制度建设是制止发票“异化”的利器之一
根治虚假发票,堵住“需求”,最重要的是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例如,深化以“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为基本原则的税制改革。这项改革的核心理念是“放水养鱼”,为企业减轻税负,使它们有一个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外部环境。在这个基础上,通过规范的、引导企业诚信守法经营的制度建设,加强对各个纳税环节的监管,尽可能使各种违法违规的偷逃税收行为,包括以虚假发票做大成本的行为不能得逞,保证应该征收的税收足额入库。又如,全面推进以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为目标的财政体制改革。公共财政制度的基础,一是符合服务型政府职能的预算支出范围,二是符合程序的、透明的预算支出内容。在“阳光”下的财政预算支出,将使假发票无处藏身,不至于再要等到审计时才被发现。在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前提下,对仍然出现的假发票“需求”行为和“供给”行为,要严格按照相关法规惩处,使之在重罚之下难以为继。通过三管齐下——深化改革、制度建设和严加监管,假发票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还没有说明“发票是什么”。其实这是不需要说明的,但在当今社会,往往就是这些常识和常识性的规范被遗忘、被歪曲了,弄出很多荒唐的、违法的事。发票不就是单位或个人在商品和服务交易中的收付款证明嘛,它是财务收支的法定凭证,是会计核算的原始依据,也是审计机关、税务机关执法检查的依据之一。但现在,发票被异化为腐败、贪污,或违规使用资金的工具。这无疑表明,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还需要加强最为基础的规范设计和制度建设,还需要更加强有力的行为约束,包括对所有交易主体乃至公务员的行为约束。否则,我们就无法做到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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