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建议，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厘清政府与出版的关系，改变政府行政行为对出版业的干预过度的现状。(一)允许国有、民营甚至外资企业有条件地进入出版行业;(二)努力建立和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逐步把政府的部分职能转移到行业协会;(三)进一步破除区域行政壁垒，做大做强中盘。我也认为，如果多年形成的部门所有、地区分割和行政权力不适当干预的情况不改变，当今转企改制中人们高调唱和的重塑市场主体也难以规范行世。

　　陈昕认为，现行出版与发行领域的非正常激励机制助推了图书价格的虚高。其一，风险分担不均。现行退货制度使出版风险几乎全由出版社承担，出版社常以高定价规避风险。其二，恶性竞争与价格战。随着销售渠道竞争的日趋激烈，零售方的利润在大幅降低，从而形成向上游“倒逼”的机制，出版社不得不提高图书定价以给发行和零售商更大的折扣，而能拿到更高折扣的零售商又会率先进行新一轮的价格战，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其三，中国图书市场一直实施转售价格维持制(固定价格体系)，但一段时间以来这一制度并没有被严格遵守，特别是近年来网上书店和部分实体书店的折扣行为，使得中国图书市场的固定价格制名存实亡，处于既非“固定价格”又非“自由价格”的“名义价格体系”。尽快规范图书定价方式，整肃市场秩序，在业内已达成高度共识。

　　陈昕呼唤新一轮图书定价制度改革。他建议，应尽快推出规范出版定价方式的条例，使得图书定价有明确的法规可以遵守和参照。他还建议对出版物价格按公共产品属性较强出版物与一般出版物的区分实行分类管理，并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实行自由定价，以消除市场失衡。

　　新一轮改革应谨慎再启

　　近几年来进行的出版改革，以出版单位转企、改制、重组、上市为主要内容。改革必将进一步触及更深层次的矛盾，由主要解决逐个出版单位的体制问题向解决涵盖出版全局的体制问题发展。在这个时候，陈昕发表专著，进言献计，以书价破题，促进改革。其建议有的涉及重大敏感问题，比如改变出版社准入和退出制度，有条件地、适时地允许民企外资参与出版等。如果实行，需要周密论证、选择时机并履行决策程序。陈昕建议规范图书定价方式，建立有利于提高图书质量和出版发行两环节合理分担风险的运行机制。进行新一轮的书价改革，当属当前应兴应革之事。但书价改革的社会敏感度比较高，2010年1月中国版协等颁发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中的“限折令”中途夭折，教训深刻，新一轮的书价制度改革应谨慎再启动。

　　出版的根本任务是以高质量的主旋律产品，高质量的品牌和精品之作，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通俗读物占领图书市场。比起转企改制做强做大的高调与强势，我们对自己担负意识形态建设重任的注意力是否也应更大更强些?我看是需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导向往往比文化的导向更强大。如果文化担当的声音弱了，措施软了，也有可能偏离正确轨道。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明确指导思想和加强规划是重要的，而建立和完善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使出版的思想文化属性更充分地彰显出来，更有其现实的紧迫性，也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达到。

　　(作者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原署长;本文为陈昕著、北京三联书店即将出版的《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一书序，发表时有删节)

　　【点击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相关新闻：

　　山东：全省报纸印刷质量评比揭晓 
　　《日照日报》连续四年荣获“精品报”殊荣  
　　从百度文库侵权看衰传统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