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伊藤隆寿在《肇论集解令模钞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解题中提及“肇解”现存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一部宋刻残本与罗振玉《宸翰楼丛书》刻本（页二二）。其实在这两个本子之外，罗振玉刻本的底本尚在人间，保存在辽宁图书馆，著录为明刻本；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还各藏有一本，均著录为明刻本。

　　有足够相关版本，比对疑难版本就具备了起码条件。对勘结果是，灵武“肇解”残叶与辽图、国图藏明刻本，三者为同一版本。南图所藏为另一版本。国图藏宋刻本与这几个本子不属于一个版本系统。

　　辽图、国图所藏明刻本，也没有有关版本的直接文字信息，但书完整，版面大，字多，可供仔细观察字体、版式、纸张特点，与各个时期的版刻特点比较，判断所属年代。其字体带有赵体风格，版式为四周双边、大黑口，均具明中期刻书特点；在残叶第1行缺损的地方，原有一个不避宋讳的“玄”字，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宋版可能；根据这些特征，参以纸质纸色，应可判断此本为明中期所刻。《释录》在无法比对的情况下，抓住字体特点作出认定，背后是版本学家的专业素养和判断能力。

　　除了版本鉴定，版本学的另一个用途是研究版本源流，理清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考证的用武之地更大，因为刻书序跋、牌记等文字内容，往往会交待版本的来龙去脉。但多数古书缺少此类内容，要搞清版本关系，仍须借助直接观察。

　　罗振玉所刻“肇解”，其实也是一个介绍版本知识的好样本。为此书写字、雕版的，是湖北黄冈人陶子麟。他是当时著名的刻工，刻书字体精美，自成风格。这部“肇解”用的就是“陶体字”，熟悉近代版本史的人，据此一点即可判断书为陶氏承刻，时间在清末民初，地点在其书铺所在地武昌。在此基础上，根据散见于《宸翰楼丛书》中的文字资料，可考订出此书更准确的版本情况。

　　此书属于所谓“影刻”，即照底本原样描模刻成。其描画出的书叶破损情形、各处藏书印记，都与辽图藏本相符，说明后者即其底本。此本字体对原书并不忠实，但从一些细节上，仍可看出对原本的继承。以残叶上的字为例，第三行和第七行的两个“寂”，两本均为异体；第四行的“已”，均向左侧倾斜。根据这些细节，即使辽图藏本灭失，研究者也可大致推测出灵武残叶与罗刻本之间有比较直接的联系。

　　罗刻本序言题下刻“宋本”小印，故被称为影宋本。现在它的底本已影印入《续修四库全书》，并无此印，印应是罗振玉在刻书时加上的。辽图、国图及后来几次国家级古籍鉴定编目均将此本定为明刻，宋本云云，只是前人的误认而已。

　　南图藏“肇解”与辽图、国图藏本的关系，也可通过版面比对来研究。南图本半页十行，比国图本多出一行，字体属于印刷体而非手写体，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从字体到版式，两本处处不同。但细心观察，则会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如上述异体“寂”字，两本一致；再如第七行“隐”字，右上部少一笔，两本也一致；残叶之外，卷下《会异第十一》“然则我即无为，无为即我；无为岂异，异自我耳”，上下“我”字均为正体，中间“我”字为异体（左半部写法如“禾”字），两本仍然一致。此类情况甚多，说明南图本也在翻刻辽图、国图本，但重新设计了字体、版式，观其风格约在明嘉靖、万历之间。明僧憨山德清的年谱记万历二年（1574）河东陈姓太守曾刻《肇论中吴集解》，由他校阅（《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三十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378册影印清顺治十七年刻本，页三二四），不知是否即为此本。　

　　可见，雕版印书即使残损得只剩一张纸片，只要上面有字，就可提供鉴定、研究版本的信息。运用眼力观察、对比，是版本鉴定的首要方法。

　　这一方法，其实质是把版面上的文字和版式作为图形来研究，寻找特征与其他本子对比，判断它们的同异：找出完全相同的地方，确认同一版本；排除似是而非的地方，区别相似版本；在不同版本之间寻找共同点，研究传承关系。这些鉴定工作并不复杂，只求细心，也有一些技巧，如寻找断版、缺笔等。

　　夸张点说，只要拥有可资比较的本子，版本比对与玩报纸副刊上的“找不同”游戏并无本质不同。如果要鉴定的书是孤本，或一时没有他本可参，就不得不“观风望气”，根据字体、版式、纸张特征作初步推测了。此时观望的仍是版面文字图形特征，基本方法还是比对，只不过比较对象由同一种书变为同时期、同类型的其他书，参照物或为实物，或为图片，或为映记在心中的图形印象。这需要有经验积累，也是版本鉴定的难点所在，但是，在生活中有谁不能记住熟人的音容笑貌呢？版本学家观书，“吾犹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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