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爱国主义电影在好莱坞大片中是一种相当成熟的产品，我们可以在好莱坞的许多经典大片中随处发现美式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碎片。这些碎片镶嵌在被商业美学包装过的个人主义英雄叙事中，轻松地调解着观众的愉悦情怀。但好莱坞的电影大鳄们却很难有韩三平如此巨大的能量：以区区3000万元的投资集聚了一百七十多名一线艺人，制造出两部预期票房收入分别为4.5亿元和8亿元的商业爱国主义大片。

　　似乎只有在中国的爱国主义语境中才能看见如此神来之笔。媒体报道，参演《建国大业》的170多位明星都是“零片酬”加盟，《建党伟业》虽然按天付给演员片酬，却远低于演员的市价。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国主义情怀？这里面的逻辑很清晰：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电影，演员是义务参演并因此获得爱国主义的殊荣。在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后红色经典”的核心秘密。商业通过“后红色经典”攀上了爱国主义的枝头，不仅赢得了消费者的叫座，而且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褒奖。

　　零年代以来，“后红色经典”的秘密不胫而走，在各个文化产业领域成为一种屡试不爽的商业手法。最活跃的地带发生在出版领域，囊括了图书、影像、游戏、动漫等等“后红色经典”文化产品。其次是发生在休闲旅游业，各地都雄心勃勃地推出红色旅游产品。有媒体报道，合肥曾用4千米长绸缎包裹树木打造红色主题街，这种极端例子正是“后红色经典”时代的一个有趣细节。

　　改写与再改写：“后红色经典”的生产方式

　　《背叛与忠诚》出版后，试图通过媒体向读者输送的一个核心卖点就是：寻找真实的红岩故事。也就是说，《背叛与忠诚》是重构“红色经典”小说《红岩》的素材而成书的。这个重构也就是改写的过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改写”恰恰是“红色经典”的一种基本生产方式。以《红岩》十年成书过程为例，我们可以归纳出这种生产方式的一些基本特征：第一是写作时间跨度大，并历经反复修改；第二是有组织地生产，一部作品往往由众多文艺工作者介入创作与修改，以确保作品不会偏离特定的规范框架。

　　在“后红色经典”时代，“改写”这种生产方式得到了延续，但是“改写”的方向却发生了偏移。1980年代后期，摇滚乐人崔健翻唱《南泥湾》，对红色经典进行解构。这种改写方式后来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创作。2009年，一位名叫苏醒的年轻歌手还翻唱了RAP版的《南泥湾》，在“红色经典”中加入“后红色经典”的惊艳元素。

　　零年代之后，一种被称为“恶搞”的后现代文化病毒侵入“后红色经典”的生产程序中，引发了中国社会文化系统的局部紊乱。2003年初，文学杂志《江南》刊载改写的小说《沙家浜》，引起了一场反对戏说红色经典的轩然大波。沙家浜镇、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分别向《江南》杂志社提交了抗议书。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禁止戏说红色经典。但是商业社会力挺了这种“后红色经典”改写方式。个人化叙事与欲望书写被习惯性地编织进各种“后红色经典”文本与超文本中，显示了“改写”这种生产方式的无序性和失控性。

　　商业语境下的“后红色经典”生产方式无疑遭到了许多人的诟病。《忠诚与背叛》则试图以“再改写”的方式来矫正“后红色经典”的生产困境。有趣的是，这本书选择了报告文学这种在当下中国已趋边缘的文本形式。而这种体裁在“经色经典”时代则是不折不扣的主流形式。此外，作者在书中试图呈现被《红岩》遮蔽的历史细节，无疑也是对“红色经典”生产方式的严肃纠偏与正本清源。但是以上这些“再改写”行动并没有脱离“后红色经典”的生产范式。在商业语境下，这本书无疑是对当下中国“红色经典热”的一种市场反应。四个月的文本生产过程，以及书未上市便已宣传先行的操作程序都表明，这本书只不过是“后红色经典”时代的一个区隔竞争性商品。如果说它还对这个时代的文化生产提供了某种更加深远的启示，那就是：从改写到再改写，“红色经典”并无标准，也无止境。经典只不过是一个时代留下的最深沉的烙印。

　　【点击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相关新闻：

　　1919至1949年红色报纸收藏展开幕
　　庆祝建党90周年红色印刷展在京举行
　　阎晓宏副署长为红色印刷展开展仪式揭幕
　　民进会员建议尽快建红色出版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