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陶慕宁本人在澳门大学访问时，见到该校图书馆藏有一本题为《青楼文化》的著作。出于对同领域作品的兴趣，他借阅了出来，结果“一看就生气了”。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孔庆东还出过这本著作，而且已经销售了十几年。
　　
　　后来，陶慕宁指导的一些研究生也发现了孔庆东作品中的抄袭行为，想要公开撰文点名批评。但陶慕宁说，自己虽然被抄得“很不愉快”，但自身事务繁忙，无暇顾及。而且孔庆东近年来知名度较高，自己不愿被视为那种“借打名人给自己出名的人”。
　　
　　事实上，陶慕宁2005年为《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再版所写的跋文中，就已言明，该书被众多论著大肆抄袭，有些作品的框架、理路、观点与自己的毫无二致，但刻意避免照抄文字，局外人很容易被蒙混过去。他的态度是，“我实在不屑也没工夫与此辈对簿公堂”，而且对方“或许有什么抓项目、评职称的难处”。
　　
　　如今，陶慕宁也注意到读者“莱卡”对于孔庆东涉嫌抄袭的指责。他认为，孔庆东做的是“非常低级的抄袭”。
　　
　　“能看得出来他没有（相关的）研究。”陶慕宁说：“我自己写的东西，我心里太有数了，你抄没抄，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莱卡”还指出，孔庆东《青楼文化》的一些内容还与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刘达临1993年的著作《中国古代性文化》的描写如出一辙。
　　
　　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中，刘达临论及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管仲最早设置官妓，作用包括为国家增加收入、缓和社会矛盾、吸引游士、供齐桓公娱乐等4点，并指出管仲此举引来各国纷纷效仿，有些国家还利用妓女来制服强国，后世的所谓“美人计”、“色情间谍”，可能源出于此。
　　
　　而孔庆东在《青楼文化》中也指出，最早发明官妓的是管仲，其作用一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三是吸引大量人才，四是以妓制敌，与刘达临的观点极为相似。
　　
　　“莱卡”说，孔庆东在此处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刘达临原文指出，利用妓女来制服强国的是管仲的效仿者，而非管仲本人。而孔庆东却在论述“以妓制敌，兵不血刃”时，称赞“管仲真不愧是千古奇才”，似乎在说管仲就已有了“以妓制敌”的做法。
　　
　　刘达临还举了几乎与管仲同期的雅典的政治改革家梭伦创立国营妓院的例子，形容此举“受到群众的赞美，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孔庆东也以此为例，写的是：“此举深受广大群众称赞，他们说这不仅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要求，而且最有效地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
　　
　　此外，“莱卡”还挑出了孔庆东书中引用古代文献时一些让人费解的错误。比如“襄国妖女”写成“襄国妓女”，“蛾眉渐成光”写为“蛾月渐成光”，“朝舞开春阁”写为“胡舞开春阁”，“微睇托含辞”写为“微睇记含辞”，“上客光四座”写为“上客充四座”，“挂钗报缨绝”写为“挂钗报缨绳”，《春夜看妓》诗的作者简文帝，被写成了梁元帝。
　　
　　在《青楼文化》的序言中，孔庆东称这是一本“追求雅俗共赏的非学术性读物”，“当然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那些考证、摘引、勘误、补遗、纠谬等等令人生厌的内容，尽量直接切入对象”。
　　
　　他还表示：“个人见解与未加注明的他人见解泥沙俱下，其中难免存在误读和曲解”。“这些都需要先请读者和本书所借鉴的著作的作者予以包涵。好在这只是一本非专业性读物，不存在留名传世以及争夺观点发明权等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