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新兴国家“同质竞争”：重构“新比较优势”
　　
　　“前有发达国家抢占高端制造业，后有新兴国家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迟福林说，“中国制造”长期依赖的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
　　
　　论坛提供的数据显示，以制造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目前越南大约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经达到2500元至3000元。
　　
　　“中国制造业综合成本已超过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这让有些制造企业感到迷失和担忧。”苏波说。
　　
　　2011年以来，北京和长三角、珠三角等25个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22%。一些企业出现了“用工荒”，而少数跨国企业也有转移出中国的迹象。
　　
　　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一度是耐克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产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
　　
　　与会嘉宾认为，传统比较优势难以为继，如何在新一轮国际科技产业竞争中赢得主动，已成为“中国制造”必须解决的新课题。
　　
　　“构建新比较优势，首先要提升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格力电器公司总裁董明珠说，贴牌、代工是企业自主创新的必经之路，但干了十多年、几十年还是这样，最终只能被淘汰。
　　
　　“很多有魅力的品牌，比如苹果手机，人们以第一个买到为快乐。”林左鸣用苹果产品的例子指出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培育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拥有核心技术，二是注意不可复制性的建立。
　　
　　另一个“新比较优势”是培育新一代产业工人。“人力资本也有个转型升级问题。”苏波说，政府和企业要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培育“中国制造”基于人力资本的新优势。
　　
　　应对国内“双重挑战”：向改革要“新空间”
　　
　　除了国外“前堵后追”，中国制造业还面临来自内部的双重挑战：一个是国内部分高端制造业转向海外；另一个是一些民间资本出现“逃离”实体经济现象。
　　
　　近几年，万向集团、华为、三一重工等高端制造企业布局海外步伐加快。三一重工目前有30家海外子公司，已在全球建成15个物流中心，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广设研发机构。
　　
　　对此，一些论坛嘉宾担心国内高端制造业会呈现加速“外流”趋势。
　　
　　但三一重工负责人发言认为，中国大型企业转向海外，可以通过本土化规避国外贸易壁垒，“抢滩”海外市场。
　　
　　与会嘉宾表示，总体上看，国内部分高端制造业“外流”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当然，如果中国改革停滞，则可能导致高端制造业“一边倒”被发达国家“收入囊中”。
　　
　　董明珠认为，民营制造企业的发展环境仍有待优化，在资金、政策、创新体制等制度层面上，政府应为民营制造业在本土“生根发芽”松绑和“输血”。
　　
　　因为发展环境存在问题，近年来国内一些地方出现了“虚拟经济火爆、实体经济弱化”的局面，值得警惕。
　　
　　苏波坦言，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落后产能规模大、垄断行业进入难，加之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涨，导致投资回报率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