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新教科书

　　当时之所以叫“书局”，其实没有长远打算。1912年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就想把教科书推出来，没想到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他预先设计好的这套教科书脱颖而出，他的事业也因而要从长计议了。

　　中华书局的起家是通过教科书。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26岁的陆费逵便在当天于上海挂牌成立了中华书局。为什么以“中华”为名，李伟国说，这一点非常清楚，书局的资方是几个具有革命思想的年轻人，以“中华”为名，响亮地回应中华辛亥革命。

　　然后，在短短半个月内就陆续推出早已提前编好的适合新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中华教科书》系列。这套教科书包括中小学全套的国文、算术、地理、理科等，其中小学课本44种，中学和师范课本27种。初小国文课本第一册首页印有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五色国旗。新成立的国民教育部批复其“即作为初等小学第一二年级、高等小学第一年级教师及学生暂用之书”。从此占据了国民教育课本的半壁江山。

　　陆费逵原是当时教科书乃至全国书业市场龙头老大商务印书馆里一名年轻有为的编辑。他不到20岁时便在武昌以1500元股本创办新学界书店，为着解决周围朋友买书的困难，22岁任汉口《楚报》主笔，因著文抨击时政，《楚报》停刊，他逃到上海。在出版机构林立的上海，陆费逵先是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而后进入文明书局任编辑，1908年经举荐进入商务印书馆，是国文部是最年轻的编辑。

　　其时世事与时局变化在即，陆费逵因为曾是同盟会会员，他认定清朝统治一定会被革命者推翻，当此之际教科书必有大改革。他于是向商务印书馆当局提出革新教科书，但未被采纳。陆费逵便决定自己动手来编辑一套新教科书，并筹措成立新的书局。这是1911年秋天或更早时候的事。

　　晚清以来，教科书在上海出版事业的异军突起与社会变迁有很大关系。熊月之说，一个因素是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一个因素是当时上海是向全国传播新知识、新文化的主要窗口。另外还有一个：留学生的不断归国。各行各业的留学生成为新式教科书的主要作者。”

　　教科书最初是文明书局出，后来商务出，再后来中华出，还有一些教会机构也出。因为销路稳定、印制便捷，所以利润可观，惜乎格局已定，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占去大半。甚至两家教科书的体例都被清末学部官方固定下来，后来者惟仿效而已。

　　为什么辛亥革命这么重要的变化被行业老大和老二错过了，给了陆费逵等“新人”以机会呢？熊月之认为，商务印书馆主持者张元济是前清进士，声望很高，做事沉稳，深思熟虑，稳扎稳打。陆费逵比张元济年纪轻，性格是灵活型的，在很早就曾参加过革命党的活动，这些都决定了他性格当中有冒险性。

　　“我就从中华书局为什么叫中华书局来看这一点。陆费逵从商务印书馆出来，肯定会用一个和老东家有所区分的名字。他在文明书局干过，自然会想到书局两个字。”熊月之说，据他考证，叫“书局”的往往都没有长远打算：“晚清直至民国，出版新书的有140多个出版机构，有的很有名，有的我研究到现在也对其来龙去脉不甚清楚。很多‘书局’就是几个人凑一笔钱，资本不多，一笔生意做好了就发展起来，没做个就换个名字再干。陆费逵一开始也没有长远打算。他在1923年回忆说，当时就想把教科书出来，没想到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他预先设计好的这套教科书脱颖而出，他的事业也因而要从长计议了。”

　　草创之初，陆费逵等人忙得吃饭的工夫都没有，他回忆说在外办事时是啃一个面包充饥，回到店里又无暇吃晚饭，“买一个铜元的粥、一个铜元的罗卜干，就是我一顿夜饭”。

　　反观商务印书馆，因为他们供给学校的教科书还是老本子，封面上仍印着清朝的“黄龙旗”，结果只能是滞销。待到修订版出来时，已错过了春季学期。当然，商务印书馆毕竟是执书业牛耳者，到了秋季学期又重新占领市场。但这时他们已无法忽视中华书局这个竞争者的出现。

　　有了中华书局这样后来居上的竞争者，商务印书馆也感到迫切的压力，把沿用了八年之久的商务版教科书稿拿出来重新修编，力求与时代同步。“由此教科书的一家独大局面被打破，进入到不断修订、日益出新的发展阶段。

　　出版史学者王建辉先生在研究中华书局的著作中写到：“在教科书大战中，有许多中小出版社都参与了，但多为纯粹营利，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应有理想。故陆费逵曾谓，中华书局一成立，我国教科书有竞争之故，乃大进步。进步在哪？在于他抓住了时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