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出版

　　《中华大字典》（1915）

　　《新式学生字典》（1917）

　　《国音普通字典》（1921）

　　《中华新式字汇》（1924）

　　《辞海》（1936）

　　《中华汉英大辞典》（1930）

　　《中华百科辞典》（1930）

　　《四部备要》（1920-）

　　《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1930）

　　《古今图书集成》（1934-1942）

　　古籍出版善莫大焉

　　梁启超曾说：“中国书没有整理过，十分难读。”上世纪20-30年代，受到当时社会出现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由商务印书馆发端，中华书局紧跟而上，尝试用现代出版技术来出版中国古籍，形成一个鼎盛时期，推动了古籍的新整理。解放后，中华书局因为在古籍出版上的影响力而承担了全国主要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商务印书馆先出《四部丛刊》影印本。影印的好处是和原书一模一样，但印出来厚，成本也高。中华的《四部备要》就采用钻印，成本大幅度降下来，并选取了买断专利的杭州丁氏兄弟‘聚珍仿宋体’，字体虽小而勾画清楚，造型秀丽，受到读者的欢迎。中华书局做事情就是这样，既为读者省钱，又为读者提供好的产品。”

　　在出版时，商务刊登广告，说《四部丛刊》照古本影印，不像一般排印本的鲁鱼亥豕，错误百出。中华针锋对麦芒，在预约样本中说可与宋椠元刊媲美，并刊出广告，说自己的《四部备要》根据善本排印，经过多次校对，还订正了原本错误，不像影印古本，有以讹传讹之嫌。中华进而在《申报》刊出广告悬赏，如有人能在达2亿字之多的《四部备要》中指出错误，“正误一字，酬银10元”。后来果然有读者来信指出其中错误，书局即付出酬金数千元，重印时得以改正。

　　在中华传统中，刻书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行当，有行善的意义在里面。回看半个多世纪前的出版，熊月之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兼顾，在当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问题。陆费逵曾说：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他觉得社会要发达，教育不能不发达，书业不能不发达，书业和文明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时一批出版人的境界是比较高的，出版家和书商的区别就在这里。”

　　图书馆典藏沉睡的记忆

　　现在存放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前身为中华书局图书馆）内有一批名为“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的征询表格。这是1920年代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一个重要的社会团体少年中国学会向社会发出的，回邮地址就是中华书局。数量相当多的征询表填好后，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寄到舒新城手里。其中有两份在建国后上缴了文化局，后被上调北京，分别出自毛润之和恽代英。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前身就是原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当时的大型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有服务于民众的意识，都设有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中华书局在原有藏书楼的基础上，于1925年扩建了自己的图书馆。藏书用钢架，送书用电动机，藏书三十余万册，并设立理化实验室、教具标本陈列室，非正式供应沪市学校免费实习。除了自己购买、收藏的书，在1937年到1949年之间，有蒋汝藻、郑振铎等藏书家在躲避战乱之间，把自己的藏书暂存在他们所信任的中华书局图书馆。在这个图书馆里你还可以看到《古今图书集成》影印本的5000册雍正年间刻本的原本。原本的经历非常传奇，是从康有为手里买来的，为了提高影印的效率，中华书局将原本拆散，以原书九面拼裱成全开大张，每页底稿与现今全开报纸差不多大小，投入大量人力对原本进行描修，用白粉涂去墨污，所以缩小拍照制版胶印后，字体虽仅老五号大小，也还比较清楚。

　　上世纪50年代，中华书局迁往北京，关于这个图书馆还曾有协议：所藏之书，凡有三个复本以上的，中华书局可带往北京一本；只有两个复本的不能拿，只有孤本的更不能拿。当时的藏书有近60万册，其中的许多书颇有故事，如张闻天从美国带了一本房龙著《人类的故事》回来，译成后交中华书局，但没等到出版他就离开了上海，译稿就在图书馆放着，又如巴金的《秋》的初印本（已经成为孤本）居然纠正了晚年巴老的记忆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