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出色的出版人，必定是社会潮流的引导者乃至推动者。

　　文化发展中的“走出去”与“引进来”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秀文化，接受或不接受一种文化，与是否认同其核心价值直接相关。麦当劳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美国文化，迪斯尼文化体现的是美国精神，好莱坞带着咄咄逼人的文化扩张，大声吆喝着在中国市场大赚其钱。在形式的接受背后，是价值认同上的接受。美国价值观正是通过好莱坞大片、网络动漫以及商业化运作的畅销书等多种形式传播并辐射全球的。前些年一度出现的“哈韩”现象亦是由于韩国影视作品的蜂拥而入引发的。韩剧中浪漫的爱情、传统的伦理、唯美的场景，让大量的中国青年男女以至中老年家庭妇女为之倾倒，韩国形象也在中国民间大幅度提升。随之，韩国产品大量涌入，韩国旅游持续升温。韩国人真是聪明，从文化入手，通过影视文化商品展示韩国充满活力的文明国家形象，从而提高韩国企业的品牌价值，将“韩流”效应由文化产业扩散到整个产业部门，并把经济这块蛋糕做大做强。与此相似的是日本影视、动漫、卡通图书。当年樱桃小丸子的形象是多么地受到小朋友的喜爱。大量日本卡通、漫画书的引进，对我国青少年一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笔者不敢妄言。

　　有人说，中国电影已经进入了西方的主流院线，中国电影也开始频频在国际上获奖。可那些获奖作品国内的老百姓似乎并不认可，它们大多是专门冲着评奖而打造，专门投外国评委喜好，且离中华文化精髓相去甚远的平庸之作。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传统故事《花木兰》被迪斯尼改编成动画片后，除了视觉形象的东方元素符号之外，花木兰骨子里变成了典型的西方女子。好莱坞用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来演绎我们传统的民族题材，并运用娴熟的商业手段出口到中国来赚钱。不是西方在理解和接近我们，而是我们更理解和接纳了西方。在很多西方人眼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仅仅是孔子、故宫、长城、唐装、大红灯笼以及中国功夫等特定的表象符号，只要文化背景稍稍复杂一些，西方人就难以理解、认同，甚至反感。

　　近些年，我们聊以自慰的是，“汉语热”在全球方兴未艾。据报载，目前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三千多所高校开设了汉语课程;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了四千万，汉语水平考试(HSK)异常火爆;全球已有孔子学院近三百所……数字带给我们惊喜，汉语教学有了一定的国际市场，民族语言开始承载出版人的梦想，新闻出版总署正在大力推广的图书“走出去”战略，已经初显成效。中国出版与国外出版界的交流与合作，与国际知名出版企业的战略联盟、联合开发，扩大了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但是，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当我国经济强势崛起、硬实力举世瞩目之时，以文化产品出口为标志的软实力，却远远不能与之相称。文化产品的出口，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最直观的指标。由文化产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亦是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趋势，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明显，版权输出和引进的比例失衡。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如何更加主动地“借船出海”，有针对性地打造更多符合国际文化市场需求的出版物产品，开拓大出版、大文化、大产业“走出去”格局，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传播力、竞争力，是出版人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商业化文化与文化商业化

　　商业化对于文化的提升作用是明显的，但商业化也容易导致文化的低俗化。

　　商业化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势必导致文化产品生产者追求受众群的最大化，文化产品围绕着消费需求展开，获得最高的收视率、最高的发行量、最高的点击率、最高的市场占有量，便成了目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的传播一方面大大满足了个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休闲娱乐的诉求，一方面又使文化的商业价值得到飙升，为投资商赢得滚滚财源。前几年“超女”文化创造的巨大财富效应，即是文化商业化的一个奇迹。据报载，“超女”对社会经济的总贡献至少达几十亿元，“超女”品牌的商业价值超过二十亿元。虽然“超女”见证了商业文化通过电视等现代媒体的登台亮相，然而围绕“超女”引发的争议，至今都没有停止。平凡的邻家少女一夜之间登上了国际知名杂志封面，进入千万人的生活，为插上梦想翅膀的年轻人呈现了多么诱人的前景。然而，文化商业化带来的隐忧不容忽视，文化的进步靠钱是堆砌不了的，表象的繁荣背后是文化生态的沙漠化。“超女”现象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从娱乐圈辐射到读书界，随之而起的是“粉丝阅读时代”的来临。像韩寒、郭敬明等青春偶像拥有大量“粉丝”自不必说，即使像易中天、于丹、钱文忠等“百家讲坛”派当红学者亦无不拥有大量“粉丝”。“粉丝”多自然拉动图书的销售，高人气带来的高销售让出版社和作者都乐此不疲。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几乎所有的行业、产业都被经济利益所裹挟，出版业自然也不例外。一切以利润判高下，导致格调低俗、跟风出版等现象层出不穷。作为一名出版从业者，我常常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出版工作中强调要弘扬主旋律，可我们的主流文化对青少年明显缺乏吸引力，我们的主旋律图书往往受到市场冷落，不得不依靠政府补贴而勉强做到保本不赔。在出版转企改制之后，在全社会市场导向剧增之时，在生存竞争的经济压力之下，出版人如何权衡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