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出版人时常会说起现代史上文化人办出版的佳话。如张元济到商务任职之前，商务作为一个民间机构，尽管出版了一些书籍，但无论在文化理念还是社会影响上，都没有明确的定位。只有在张元济手里，商务才完成了“文化商务”的企业构建。商务印书馆将自己的经营理念总结为“在商言商”和“文化本位”。前者指出版社不能不考虑赢利，业务活动要围绕商业经营来进行。后者指出版社不是单纯的赢利机构，而应秉持文化出版的理念，做与文化相关的事。商务正是在张元济手里完成了从印刷工厂到出版机构的文化改造，逐渐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文化教育机构。在百年激荡的政治风潮和社会变革中，商务始终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以出版为阵地，引进西学，整理国故，创立现代教育体系，在促进文化学术进步、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成绩卓著，为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为整个民族的复兴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元济、邹韬奋等大批前辈出版家无不怀抱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投身出版业，“张元济精神”、“韬奋精神”至今泽被后人。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斥着喧嚣、浮躁的商业文化环境中，出版人应当自觉继承前辈的精神与传统，提升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对文化理想的坚守、对“文化自觉”的践行。切忌舍本逐末，唯利是图。否则，建设文化强国，终究会成为一句应景的口号。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谭跃先生说得好：“文化的本质是文化，不是产业，出版企业的本质是内容创新，不是经济增长。我们要把产业做大，但我们的战略眼光是把文化做强。”窃以为，一个没有“文化自觉”的出版人，就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无论未来的时代如何变化，出版人身上的“文人”特质、文化理想都不应丢失。

　　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数

　　数字环境下，人们的阅读需求、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有调查显示，2009年，全国人均每天读书时间不足十五分钟。中国大学生除了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书以外，基本上是不读书的。就连一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教师，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少读书了。一方面是文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是书越读越少。如今的世界，热闹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多少人仅仅把读书当作敲门砖，门敲开了，真正的读书生涯也就结束了。为何国民阅读整体情况并不乐观呢?是国家和政府层面不重视吗?显然不是。中央和各级政府一直大力提倡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书香中国，推进农家书屋工程、全民阅读工程、文化环保工程等，每年全国都有不少城市举办各类读书活动，送书下乡、“图书进庙会”、“文化年货”……政府的努力，可见一斑。再者，站在提高国民整体文化素质、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角度来讲，读书固然需要政府宏观的引导和督促，但读书毕竟主要是个人化的行为，最终得靠每个人自觉自愿地爱读书、多读书，而不可能靠政府一手“包办”。作为一个出版从业者，看到满街行色匆匆的人流，听到实体书店接二连三倒闭的消息，我常常想，面对这样“不读书”或“少读书”的现实，出版人又该如何作为呢?数字化潮流下，人们渴望更舒适更便捷的阅读体验，以iPad为代表的移动终端的相继出现，重新定义了人们阅读的黄金时间睡觉前、醒来后、地铁上、堵车路上……一个个碎片时间成就了快餐阅读的流行，新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阅读方式也变得丰富多彩。人们可以通过在线、下载，用耳朵“阅读”，享受视听的盛宴;人们还可以通过点评、互动、分享、交流等全新的阅读模式，“让阅读鲜活起来”，扩大阅读的传播力度，创造更大的阅读价值。在数字文化的冲击下，人们开始纷纷忧虑图书的未来没有了纸墨书香，图书的未来会怎样?

　　中国出版业绝大部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传统的纸质图书出版方面，而纸质图书无论是大众类图书还是教育类图书，利润都不高，而且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有限，传统出版业已经进入低增长和微利的阶段。目前，电子书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完全移植传统纸书内容，进行数字化呈现;另一种则是作者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原创。虽然目前大多数的电子书都来自传统图书的内容转换，但数字化的独立出版已经渐成气候。一旦作者直接在数字平台上写作，完全绕开了传统出版环节，编辑会失去饭碗吗?我个人目前的看法还是比较乐观的。窃以为，未来十年，人们拥有纸质书的数量可能会因手机、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等新兴媒体的流行而有所减少，但纸质书绝不会销声匿迹，电子书与纸质书的关系仍将是共存而非取代。尽管如此，数字出版已是不可遏阻的趋势，历史的潮流无法阻挡。出版人必须清醒认识到，数字出版是一次不容忽视的产业革命，传统出版已经面临了数字出版的严峻挑战：传统出版流程将因此而改变，传统出版行业固有的线性价值链将被打破，书业与相关行业之间的互联将愈加复杂……面对数字化潮流的不可阻挡之势，传统出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仅仅依靠将数字技术手段引入编辑出版或者营销流程是远远不够的，传统出版还需要不断跟随科技发展的脚步，创新内容，结合图文、动画、声音、影像，开发新的图书形式，逐步提供多界面的内容阅读产品，或将相同的出版内容通过书报刊、音像出版物、影视产品等形式，进行多层次的互动开发，让出版资源在更广阔的空间整合起来，真正实现从纸质内容的提供者到内容资源的运营者的转变，通过自身技术改造和内容创新来提升发展空间，拓展和培育新的发展增长点，与整个产业链上的各方一起迎接数字时代的挑战。

　　费孝通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的确，“文化自觉”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更不可能靠高歌猛进式的造势炒作来实现。出版人应当在冷峻的思考中自觉行动，主动担当繁荣文化的历史责任，做“文化自觉”的表率，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征途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华文化的走向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