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商陈黎明：推着莫言走
2012-11-08 14:55:47.0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责编：喻小唛
- 摘要：
- 一个想躲开媒体的人，总有他躲开的招数。我早就做好见不到他本人的打算了，但还是要用职业精神来约束自己，像猎狗般追踪莫言。
“你应该让作家感觉到你给他增值了、放大了，人是需要被放大的，作家殚精竭虑地写了那么多好的作品出来，他不希望仅仅通过书来体现他的价值。莫言老师说他会拿诺奖奖金在北京买个大房子，为什么？因为他北京的家里创作空间非常局促。他那天送给我的一大幅字是在一张小方桌上写出来的，我特别感动，所以后来送给他一张特别大的条案，方便他写字。韩寒说过一句话，中国的作家写好几部畅销书只够在上海买个小单间，但是在国外，作家靠一部好作品就可以够买个大house！所以中国作家一定要成为富豪，作家跟出版社一定要赚钱，否则这个产业是会萎缩的，最后没人来创造精神文明。”陈黎明说。
铺垫完成后，签约时双方都很审慎。陈与莫言的全版权一揽子合同从前年开始谈，今年5月才最终签订。他还专门请了北大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亲自审定合同，“因为这在中国是第一份。我当时跟这院长说，这份合同的签署意味着中国这个产业标志性的革命”。但专家修订后的合同过于程式化，有些条款写得很苛刻，比如违约会如何如何，实际上是一个对赌协议。陈觉得这样不行，文化产业毕竟是个人性化的产业，合同要体现对作家的尊重，他又使劲柔化条款，经过柔化后的合同莫言欣然接受。
由于涉及商业秘密，陈黎明不便透露这份一揽子合同的具体内容，他能说的一是这个合同的有效期比较长，二是他给莫言的版权待遇肯定是业内名家里最高的。
作家出版社是中国作协自己的出版社，该社见证了莫言文学创作的历程。从莫言1986年开始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集，一直到2006年的《生死疲劳》，都是作家出版社出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莫言在此之前的大部分作品，但没有和莫言签订全版权合同，这让该社新任社长葛笑政感到“有些遗憾”，他不得不赞赏陈黎明“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出版人”。好在，平装本《莫言文集》是作家出版社和精典博维联合出版的。
此外，与精典博维联合出版精装本《莫言文集》的是北京联合出版社（该社是产业园自己的出版机构），与精典博维联合出版《我们的荆轲》的是新世界出版社。
精典博维市场总监陈望治并不讳言其与体制内出版社合作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现行体制下，民营出版公司没有书号，要出书只有到出版社拿书号；另一方面是因为体制内的出版社有传统的渠道资源和品牌优势。作家出版社的品牌优势就很明显。精典博维与作家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的合作模式是：在谁铺货的渠道销售利润归谁。
记者见到陈黎明与陈望治是在10月15日下午，他们正忙着第二天到山东高密去见莫言，与其商量营销计划。“一切还要莫言认可，他是老大，他得认可。在以后营销推广活动中，我们有他不出面和出面的两套做法，当然我们肯定是希望他出面的，他出面效应不得了，肯定人山人海。”陈望治的兴奋溢于言表。
但另一方面，中国出版社其实并未为中国作家获得诺奖准备好，陈黎明、陈望治与葛笑政，都无法提供此前外国作家获得诺奖前后图书码洋的对比数据。陈黎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是几何级数增长。”陈望治的回答是：“且不说诺贝尔奖，就拿茅盾文学奖来说，作家获奖前和获奖后销量能差10倍。”葛笑政的回答是：“以前没研究过这个问题。”
获诺奖前，莫言的作品在中国当代严肃文学作家中并不是最畅销的。刘震云的新书《我不是潘金莲》在一个月内就卖了50万册，而莫言的《蛙》几年内的销量也不过二三十万册。莫言对自己作品的销量非常在意，因为这意味着真实的受欢迎程度。他的《蛙》与贾平凹的《古炉》差不多是同期出版，书出版后，莫、陈有一次酒后对话。莫言问陈《古炉》的销量，陈说是30万，而当时《蛙》的销量才10来万，“我觉得莫言老师是有点儿失落的。”
问题在于，基于对诺奖获奖作家市场行情的如上认识和对莫言作品此前销售状况的了解，精典博维是否能做好上述营销计划？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精典博维尚未定好《莫言文集》的首印量。
铺垫完成后，签约时双方都很审慎。陈与莫言的全版权一揽子合同从前年开始谈，今年5月才最终签订。他还专门请了北大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亲自审定合同，“因为这在中国是第一份。我当时跟这院长说，这份合同的签署意味着中国这个产业标志性的革命”。但专家修订后的合同过于程式化，有些条款写得很苛刻，比如违约会如何如何，实际上是一个对赌协议。陈觉得这样不行，文化产业毕竟是个人性化的产业，合同要体现对作家的尊重，他又使劲柔化条款，经过柔化后的合同莫言欣然接受。
由于涉及商业秘密，陈黎明不便透露这份一揽子合同的具体内容，他能说的一是这个合同的有效期比较长，二是他给莫言的版权待遇肯定是业内名家里最高的。
作家出版社是中国作协自己的出版社，该社见证了莫言文学创作的历程。从莫言1986年开始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集，一直到2006年的《生死疲劳》，都是作家出版社出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莫言在此之前的大部分作品，但没有和莫言签订全版权合同，这让该社新任社长葛笑政感到“有些遗憾”，他不得不赞赏陈黎明“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出版人”。好在，平装本《莫言文集》是作家出版社和精典博维联合出版的。
此外，与精典博维联合出版精装本《莫言文集》的是北京联合出版社（该社是产业园自己的出版机构），与精典博维联合出版《我们的荆轲》的是新世界出版社。
精典博维市场总监陈望治并不讳言其与体制内出版社合作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现行体制下，民营出版公司没有书号，要出书只有到出版社拿书号；另一方面是因为体制内的出版社有传统的渠道资源和品牌优势。作家出版社的品牌优势就很明显。精典博维与作家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的合作模式是：在谁铺货的渠道销售利润归谁。
记者见到陈黎明与陈望治是在10月15日下午，他们正忙着第二天到山东高密去见莫言，与其商量营销计划。“一切还要莫言认可，他是老大，他得认可。在以后营销推广活动中，我们有他不出面和出面的两套做法，当然我们肯定是希望他出面的，他出面效应不得了，肯定人山人海。”陈望治的兴奋溢于言表。
但另一方面，中国出版社其实并未为中国作家获得诺奖准备好，陈黎明、陈望治与葛笑政，都无法提供此前外国作家获得诺奖前后图书码洋的对比数据。陈黎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是几何级数增长。”陈望治的回答是：“且不说诺贝尔奖，就拿茅盾文学奖来说，作家获奖前和获奖后销量能差10倍。”葛笑政的回答是：“以前没研究过这个问题。”
获诺奖前，莫言的作品在中国当代严肃文学作家中并不是最畅销的。刘震云的新书《我不是潘金莲》在一个月内就卖了50万册，而莫言的《蛙》几年内的销量也不过二三十万册。莫言对自己作品的销量非常在意，因为这意味着真实的受欢迎程度。他的《蛙》与贾平凹的《古炉》差不多是同期出版，书出版后，莫、陈有一次酒后对话。莫言问陈《古炉》的销量，陈说是30万，而当时《蛙》的销量才10来万，“我觉得莫言老师是有点儿失落的。”
问题在于，基于对诺奖获奖作家市场行情的如上认识和对莫言作品此前销售状况的了解，精典博维是否能做好上述营销计划？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精典博维尚未定好《莫言文集》的首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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