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乐园

　　但是，大和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在其一份关于亚洲经济的报告中提到有初步迹象表明，东南亚国家正在超越中国成为低成本制造业的主要产地，其发展势头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加快，中国则将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

　　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从西方发达国家到东亚一直在进行产业转移。报告中说，2000年，耐克全球出售的鞋子中有40%是在中国制造的，而越南只占13%。但现在，有41%是在越南制造，而中国降至32%。过去的十年里，越南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长高于中国，而在过去两年里，柬埔寨的出口增长率也已超过中国。“由于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人口数量和结构有利，以及近年来对外开放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东盟七国已做好准备从中国手中接过接力棒，成为新的低端制造业‘世界工厂’。”

　　对此，银河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表示，失去“世界工厂”地位对于中国而言其实是件好事情，而中国也应该顺应这一历史规律。如今低成本要素优势已失去，中国必须正视这些问题，进行结构调整，产生新的结构、新的比较优势。她也表示，中国进行结构调整及产业转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转型是不断调整、不断转型的过程，不是一个可以一次性解决的问题。中国维持在世界制造业的地位需要找到转型的方向。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题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评论文章称， 短时间内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若从数量而言，显然成绩巨大，且发展的速度之快也史无前例。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及资源，对全球的资金、技术产生强烈的磁吸效应，“世界工厂”的地位也旋即建立；近20年间全球经济得以持续低通胀成长，“中国制造”居功至伟。

　　但文章也指出，更为关键的是，经济数量的翻倍增长，并没有相应的质量提升。追求增长的另一个代价，就是缺乏价值的创新。无独有偶，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国际经济学教授费舍尔指出，除非中国开始创新——真正的创新，否则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会停滞不前，或者受到威胁。

　　中国经过多年的积累，在供应链资源整合上，已经拥有了优势。供应链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比如，它不仅需要充沛的原材料、零部件供给，后期的生产也需要机器与人工配合，此外还要有高效的配送网络及其维护体系。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在供应链条的完整上，与中国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不过，中国制造业的优势还能维持多久，要看越南、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以及决心重振制造业的欧美国家的成长速度，如果它们的力度够大，政府着力完善基础设施及配套。那么，中国现有的优势将会被慢慢瓦解。

　　目前，从中国到东南亚国家的产业转移还没有像上一轮四小龙向中国内地的转移那样形成潮流。一方面，全世界尚没有像中国这样体量的经济体能够承接大量由中国转出的工厂。另一方面，中国的西部地区仍有成本优势，这里可以承接一些产业转移。一部分台商西进，富士康从东莞搬迁一部分到河南、成都建厂。西部省市劳动力成本低，土地价格也不高。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贺力平教授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制造业目前面临着成本上升的不利因素，但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转移规模并不大，中国也出现部分由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的产业。不过对于一些新兴国家开始重视制造业的发展会出现挤占中国份额的情况必然会发生，而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也必将转变。他还表示，中国想继续维持制造业大国地位必须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不可以继续停留在以往的发展模式上，以往依赖用欧美等发达地区引进学习先进技术来获得快速发展的方式，在如今可发展余地已经很小，而自身前沿性、开拓性的产业重要性在提高。

　　《中国制造业走向何方——德勤中国制造业竞争力调查2011》中认为，每一次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一轮的重大科技革命，带来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制造业发展。中国制造业应该以危机为契机，融入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在下一轮增长中的竞争能力。 中国在劳动力成本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必须找到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劳动力高成本趋势已不可逆转。

　　对中国制造业来说，只有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利润，而转型升级是唯一途径。“根据我们的模型，2015年—2019年，是中国整体劳动力缩减的过程，那时劳动力工资达到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如果中国还没有找到自己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那么在国际贸易中必将受挫”，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牧群对此也做出了类似的分析。

　　不管是哪一个时期的“世界工厂”或制造业发达地区都经历着同样的一个故事，发展、兴盛、衰退、转型。可以肯定的一点便是，“世界工厂”的每一次易位可能代表着制造业的衰退，但却不代表经济、社会的衰退，更可能是另一次飞速发展的到来。不论孙明春对于“世界工厂”易位的时间预测是否准确，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在未来某一时刻被取代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抛弃一个响当当的头衔并不一定就是灾难。历史也为中国制造业指明了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原有的制造业模式走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实现经济从依赖廉价产品出口向依靠内需拉动的稳定增长方式转变。依靠科技创新、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增加就业、提高经济效益、提升竞争能力，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制造业”，已成为国际社会所要求的趋势，也成为重要的竞争手段。

　　如今，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依旧偏向于激励投资，地方政府对GDP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冲动并对重复建设乐此不疲，这无疑是对转型需求刻不容缓的中国的一个绊脚石。左小蕾对记者表示，政府这种以GDP为纲的行为无疑违背了市场规律，违背了自身定位，也导致了产能的过剩。政府应该理清自己的角色，为企业创造适合的环境而不是进行会对企业造成挤出效应的直接投资。转型应该是一个企业层面的问题，企业自主进行调整、改革、创造。企业的转型也将带动产业的转型进而推动结构的转型。中国是否已经拥有英国、美国、日本甚至是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转型成功所依赖的因素，将成为未来中国制造业乃至经济走向的关键点。

　　得乐园

　　历史经验及经济学理论都指出，中国失去“世界工厂”地位不但不是什么大难当头，更是历史发展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新的转型对中国发展前景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问题的症结是中国是否像过往的欧美国家或亚洲的四小龙所经历的一样，能成功地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转型。对中国新领导班子，对中国的各级政府，对整个产业界，对每一个企业家及企业管理人员以及对中国数以亿计的从事制造业的就业人员，现今所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准备好了吗？

　　其实，失去“世界工厂”地位不仅是历史发展及市场经济比较优势效益理论使然的客观要求，也是决策层及产业界的主观愿望。这也是从十六大党代会就提出的调整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目标。但现实的情况是十年下来，我们并没有成功实现这一目标，而是产业结构恶化，转型没有实质进展。

　　从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国家的历史经验看，我们仍没有准备好。从低端制造业转向高端制造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依靠工业产品出口转向以内部消费推动增长，从发展新型产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工商服务业、法律服务与咨询业、营销、广告产业等，无一不要求深刻的政治、社会、司法、财政、体育、文化体制、分配体制等一系列的制度性改革。这也就是新领导人李克强副总理所提出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在于改革。

　　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创新型为增长动力的经济体依赖于一个高度法治，民主及廉洁的政府，以及信息高度透明、开放的社会环境。我们要自问，我们的社会及制度环境能否使我们的企业像当年成功转型的国家一样去创造世界名牌从而走向世界。我们目前的环境能否使我们的一些沿海城市像中国香港及新加坡在八九十年代一样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信息新闻中心、法律、会计及咨询业中心。就以我们号称世界第一产能的汽车业为例，整个产业全部由外资品牌垄断，没有一个国产品牌能真正立足，与八十年代制造业大国日本相比，当时的丰田、日产、本田等品牌已经风靡全球，甚至抢占了世界第一汽车工业国美国的市场。我们日前的生存环境仍不能培养出世界品牌的国产汽车。显然，我们的制度准备与同期的亚洲工业化制造业重要中心相比仍有一段距离。

　　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十年制度性改革的严重滞后，根深的弊端已经成为严重阻碍中国经济转型及持续增长的绊脚石。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及重新找到可持续性增长的点金石在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