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数字化的教学平台、各种教学软件和硬件，是数字化教材赖以存在的基础。但现实中，软件、硬件的创新力度和发展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同时加之我国区域发展的较大不平衡。因此我们不能抱着“固化”数字化教材的想法，而是要认识到数字化教材的存在形态是在不断变化中，它应当随着软件、硬件的迅速发展和我国不同的区域发展水平而不断去创新和适应，因此在具体研发技术的选择上，应该选择可以跨平台、跨操作系统、对软硬件要求小的技术手段（如HTML5等），这是让数字化教材主动适应不同软件平台和硬件环境较有效的做法。极端一点说，数字化教材向软硬件环境提出哪怕一个需求都是过分的，它理应做到与软硬件平台无关，达到一种“云”出版的模式。
　　
　　作为传统出版进入教育产业切口
　　
　　数字出版在人们潜意识里仿佛是专门为终结传统出版而生的“终结者”。但在教育出版领域，数字出版和数字化教材却是传统出版切入到教育产业领域的一大机会。因为就像前文所讲的那样，数字化教材不是任何物理意义上的“书本”，甚至它也不只是个软件、硬件相结合的系统，它更像是一种方法或者模式——能够在数字环境下，通过一系列的设备，为整个教学过程提供数字化的内容资源支持，满足现代教育对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和跨时空共享的要求。所以，当利用数字化教材打开了课堂教学这个核心和上游之后，整个相关下游产业都会发生一次洗牌重构，尤其是中小学自主评测、在线一对一教育培训、在线职业考试题库、网络公开课、网络微课程等市场，均会随之发生重大的改变，产生更多的机会。教育是人们最基础的需求之一，因此教育市场一直有“红利”存在，我们期待着通过数字化教材为切入口，开创颠覆性创新的教育模式，进一步撬动起整个教育市场。
　　　　
　　研发要基于出版社可控范围
　　
　　编辑是图书生产的核心。进入数字化时代，这个作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突出。必须要有合格的专业编辑，才能充分了解课标、了解教学、了解学科、了解数字技术、了解教学过程真正的样子，才能组织起有效的数字化教材研发流程。因此，数字化教材的研发应该在出版社可控制的工作流程中。数字化教材研发过程最坏的方式，就是采用简单的“内容授权+技术外包”的做法，这对于出版社来说就是完全丢失了控制力，不但对出版社的商业利益带来巨大的不确定因素，更容易对自身品牌造成损害。当然，出版社如果要想承担数字化教材的研发任务，那么它对自身的工作流程进行数字化改造，就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数字化教材研发过程中，应成立一个以项目制为核心的研发团队。这支团队以社内编辑为核心——包括原来的纸质教材编辑，再加上技术人员和“跨界”型人员；还要组织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部门的代表参与；更重要的是吸收一部分教师提供教学经验并作为“关键用户”。然后这个团队在原纸质教材主编和编写者的指导下，进行数字化教材的策划和内容构建，再由技术人员和“跨界”型人员进驻技术公司落实产品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