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并重。中国区域之间有着较为显着的差距，这为区域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比如，东部地区充足的资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为中西部地区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和智力支持；而中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和亟待转型升级的产业，既为东部地区发展提供丰富优质的生产资源，也促进了东中西部在产业转移与承接、技术转让等方面实现合作共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扩大对内开放的途径。

  二是向海开放与向陆拓展并进。中国既要重视面朝亚太地区的向海开放，加大中国(上海 )自贸区先行先试的力度，充分利用东部沿海开放的先发优势，为国家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累经验，同时也要充分挖掘毗邻亚欧大陆的陆缘优势，扩大中国经济的对外辐射力，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三是沿边开放、内陆开放与沿陆桥开放并行。中国各省区市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各不相同，发展差异较大。开放路径应充分结合自身区位条件，因地制宜、差别进行。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应充分利用与周边国家的技术梯度，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强技术、资本输出，大力拓展对外贸易和技术合作；加强资源、能源领域的合作；充分发挥加工制造业和高技术优势，开展对外贸易和技术合作；统筹协调推进海上运输通道与陆上基础设施、产业合作园区和机制平台建设；在东南亚等周边地区建立起中国投资、制造、销售、服务、合作的开放新模式，拓展“中国智造”的高增值商品和优服务结构。

  四是“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中国的对外开放，一方面要提高“引进来”的质量，注重“选资”，选择有利于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外资。围绕产业发展规划、基础和条件，研究主导产业、优势产业、重点培育产业的发展需求和缺失环节，按照建链、补链、强链的要求，制定招商引资规划，提高项目引进质量；另一方面，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和个人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投资合作、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打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着重提高“走出去”的规模和质量，从劳务输出和工程承包等初级形式，转向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应推进外商投资便利化，积极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鼓励外商在中国扩大投资。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建立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省份口岸大通关协作机制，全面推行直通放行、绿色通道等通关措施，提高通关效率，探索推行口岸电子政务“一口受理”制度。目前，亟待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修订对外投资的管理办法，加强对外投资的监管。着力打造生产和贸易供应链、金融供应链、基础设施供应链、人才供应链、公共服务供应链，降低中国和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成本，营造良好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