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出版物的大量增长

  大革命给弗朗什-孔泰带来了印刷品传播的新阶段。有力刺激印刷的两大动力是宣传和改变信仰的需要，这两种需要主要来自两大对立派系：一个是想要击退“狂热盲信”的爱国激进分子，另一个则是绝不会被动挨打的反抗大革命者。在这场浩大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双方的武器都是印刷品。传播印刷品的网络也有两个，一个使用的是革命当局的官方渠道，另一个采用的则是地下路线。目标都是要控制农村。为了这个目标，双方都到处散发小册子、小书、招贴报和报纸等，而这些印刷品都直接触及当下发生的各类事件。

  我们是否能具体调查印刷材料的增长程度呢？关于这段时期印刷品的完整清单还没有编辑完成，但是已经根据印刷商和出版日期进行了分类整理。这些资料让我们对印刷坊的情况有所了解。1789年1月至5月，为三级会议而开始的选举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于是在弗朗什-孔泰出现了220种题目的印刷品（包括小书和小册子）。平均每个题目的印刷品都印制了1000份，所以出版总量达到22万。几个月之后，有关《神职人员民事宪章》（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的辩论又催生了30种小册子。所有印刷坊都忙碌不停，另外在阿布瓦（Arbois）、波利尼（Poligny）和圣克劳德还出现了新的印刷坊。

  将法国划分为“省（departments）”的行政划分政策将原来的弗朗什-孔泰分成了几个省，但还是有利于这种新的政府单位里的官方印刷商。在贝桑松，自1784年以来就从事印刷业的安托万约瑟夫· 西马尔（Antoine-Joseph Simard）从省当局获得了大量印刷费，但他没办法接下所有订单，所以省当局不得不再找其他印刷商（雅克弗朗索瓦·库什［Jacques-François Couché］和让弗朗索瓦·达克兰［Jean-François Daclin］）。从1790年11月到1794年夏季，杜布（Doubs）省共花费5万法郎来支付各种印刷账单。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汝拉的首府隆勒索涅，在这里，德洛姆（Delhommes）的小印刷坊自1762 年以来就勉强支撑，但现在的印刷产量却增长了。自1790年到1797年期间，我们发现了20种不同的出版物，其中一篇于1794年11月30日在至高圣殿（Temple of the Supreme Being）发表的有关“诚信（La Bonne Foi）”的演讲稿一次就印刷了3000份。除了这些，还有5卷12开本的《法兰西共和国法律公报》（Bulletin des lois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革命历共和三年到四年［1794—1796］）和多卷4开本的《法兰西法律》（Lois française），每卷售价4法郎，这几套书的订单都是该省在1791年11月下的，并由不同区送达每个市政府。而且，所有新法律都要印制到招贴报上。1790年，汝拉省的印刷支出达到3万法郎，占总预算的10%。还有一个例子，革命历共和三年（1794），刚在波利尼落脚的雅克维克托·贝通（Jacques-Victor Beyton）从阿布瓦区收到2500法郎的款项，用于支付大约30种出版物（包括12张招贴报）的印制费，所有出版物的印数在40到650不等。1794—1795年，他还印制了《汝拉省歌曲年历》（Almanach chantant du département du Jura）。

  所有印刷坊的产出量都在增长，以满足市政、省政、区政和政治俱乐部的需求，这些机构都在通过印刷品来传播革命观念。而且，意识形态的交锋升温很快，各方都通过出版物进行反击。在反对革命当局出版的大量材料的斗争中，反抗文学也发展了起来。1791年6月1日，汝拉省政府得知，“第三和第四次印刷的教皇训谕”在流通，于是决定要印制2000份宪章主教在就职仪式上的演说稿，并“分发到每个市政厅、每个神父或教区教堂主神父手上，推荐他们在第一个星期日的圣会上宣读”；如果神父不宣读，那么政府将派该市的检查员在弥撒之后进行公开朗读。政府还建议每个公民“告发所有兜售、散发或组织散发煽动性和诽谤性材料的人”。其实在1790年的秋天，对新宪法满怀敌意的出版物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宗教形势也助长了对大革命的反抗。拒绝宣誓效忠新宪法的教士们和支持他们的网络印制了大量小册子。拒绝效忠的教士们，不管是隐藏着的还是已经被流放的，都是抵抗力量的核心；大约有2000名神父穿过了瑞士的边境。那些躲在附近或偏僻地区的教士们虽然处于一个全新的形势之下，但仍然坚持跟过去一样写作。他们的许多作品在瑞士印制，然后偷运到法国。1792年4月27日，在蓬塔利耶附近，“一个看上去像教士的外国人”在前往瑞士的路上“被捕了”。这名神父的身份很快就被揭晓，名叫让·皮埃尔·埃梅里（Jean Pierre Emery），是在汝拉附近的布雷斯（Bresse）地区的前克洛纳（Colonne）教区神父。他随身携带着一份待印刷的手稿，标题是“人们的信仰或节选自《对宗教最重要之真理的思考》（Pensées sur les plus importantes vérités de la religion）的原则”。埃梅里只是因此被捕的众多人之一。

  拒绝效忠的神父们自身也是宣传者和传播者。在蓬塔利耶区的布耶容（Boujeon）镇，两名神父的行为就“搅乱了这里的平静，他们到处散发充斥着狂热和煽动性格言的书籍”。他们散发的还有一本标准的反宪章图书《一名汝拉省神甫的最后讲道》（Le Dernier Prône d’un curé du Jura）。以这些神父为中心，很快就成功组织了支持性网络，其中妇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皮埃尔方丹镇（Pierrefontaine，属杜布省），一个洗衣妇就“阅读各种不好的书籍，而且与她能接触到的每个人分享之”。在古镇（Goux，属杜布省），一名教师组织妇女集会，并“从一个村庄流窜到另一个村庄，通过书面文字”煽动“狂热盲信情绪”。拒绝效忠的神父们的母亲和姐妹们自然都是激进分子。人们肯定还记得，在大革命之前的20年里，神职人员就不断从农村人口中招募年轻神父，因此在农村的妇女群体中自然就获得了同盟军。1793年5月，在格拉斯镇（Gras，属杜布省），一名拒绝效忠的神父的两个姐妹被指控到处散发小书和简报。

  革命当局为了反击散发“狂热”小册子的做法，就印制了更多各种各样的材料，包括招贴报、演说稿、小书和论辩的报告等。只要有人在某省或某区或者某个政治俱乐部，发表了爱国演说，当局就命令印刷这篇演说稿。印刷品的重要性被理想化，其有效性从未被质疑。地方上的印刷商印制立法文本，还有公共安全委员会会议的议程摘要等，这些与巴黎的任何一项决定都紧密相关。这些官方文件由各区转发给市镇，市镇同时还会收到同样数量的记录各省和各地方决议的材料。通过研究这些文件的路径，我们可以具体实在地了解到革命当局的决议是如何得到贯彻的。

  这些各式各样的印刷材料送到每个市镇上，以便让每个公民都了解情况——这也是为收获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奥尔南（Ornans，属杜布省）的雅各宾俱乐部出版了一篇题为《关于农村的狂热分子》（Aux Fanatiques des campagnes）的檄文，一版印刷了600份，分发到整个区（1791年）。1793年9月19日，杜布省政府投票决定，免费赠送在贝桑松印刷的雅各宾派报纸《骑哨报》（La Vedette）给该省的所有市政府和政治俱乐部。市政府官员接到指示，要“在每周日和假日的晚祷之前”公开地大声朗读，因为这份报纸“以最纯粹的形式阐述了共和主义的原则”。于是，700份报纸被分发了出去。

  对于双方来讲，印刷材料都有着传教布道的价值，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被广泛宣传。有关年历的争斗就例证了双方的交锋，例如《跛足的信使》（Messagers boiteux）与在贝桑松和波利尼印制的共和派年历之间的争斗——《跛足的信使》在伯尔尼（Bern）和纳沙泰尔印刷，然后秘密运进弗朗什-孔泰，但后来被省当局追查并缴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