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学，一个目的

  不管是通过官方的公开朗读，还是通过夜间聚会时的秘密朗读，政治信息更多的时候都是通过朗读的方式在传播。在过去，阅读是一种集体的公共行为，在1789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也是村庄中的一种共同行为。教区神父高高站在讲台上，向聚集在下面的信徒们朗读法令和条例。每年在村集会上选举出来的地方政府行政官员们都要公开朗读总督颁布的公文，他们就是在总督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法规和信息就这样传递到普通民众。在弗朗什-孔泰的村庄里，民主是非常活跃、有生气的。公共阅读也发生在夜间的聚会上。在农民社会中，图书及其他印刷品就是这样被使用的，因为在农民社会，很大一部分仍旧保留着

口头文化。这种传统形式中出现的新变化就是对大革命所带来的变局所做出的调整。

  众多文献都表明，在秘密的宗教礼拜上，人们会采用公共阅读的形式。似乎大多数秘密传播者也都有责任朗读他们所传播的材料，因此他们实际上也就成了口头中间人。所谓的煽动者就是因为向人们朗读并分发了书籍而遭逮捕的。反革命运动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要依靠集体性阅读。1792年8月27日，在蓬塔利耶，区总议会收到情报，说是反革命报纸，尤其是《伯尔尼公报》（Gazette de Berne）在民众中流传。《公报》会先送到郊区的一个秘密地点，之后有人会去取，然后反革命分子们就“聚在室内……向反对宪法的人朗读报纸内容”。在短时期内，这些印刷品替代了主持秘密宗教礼拜活动的流放神父。

  爱国者也一直在使用公共阅读的方式，而且有时候这是一种必需。在整个弗朗什-孔泰，报纸、演说稿，甚至来往的信件都会在政治俱乐部里被大声朗读出来。有时，这种朗读带有教育目的。1792 年6月17日，在隆勒索涅，宪法之友社（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Constitution，共604名会员）决定：“在每周日和所有假日，要定期在会议大厅公开朗读最好的报纸和书籍，朗读者要向受教不足的公民解释那些较难理解的内容。”省和区的革命当局都要求市镇官员向“为此目的而聚集的公民们”朗读他们所颁布的立法文本、法令和决议。

  爱国神父也被召集起来参加公共阅读活动。有时候还会击鼓召集村民们来参加活动。1790年12月16日，阿布瓦区的官员们注意到，他们那个省的所有教区都收到了一篇赞同《神职人员民事宪章》的文章，并向民众展示了这篇文章，对此他们很满意。“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这次展示很完美，离设定的目标已经相当近了。”然而，这种公共阅读并不总是如此成功的。例如，茹涅（属杜布省）的国家特务就很遗憾地注意到“参加在理性殿（Temple of Reason）举行的法律发行和朗读活动的公民非常少”。

  最后，汝拉省的护林官，布列塔尼的勒坎尼奥（J.-M. Lequinio）在《风景如画的旅行》（Voyage pittoresque，1801年）中所记录的见闻也是一份证明材料。他注意到上汝拉的市长在公共广场上大声朗读报纸。

  他还写道，在格朗沃的圣洛朗（Saint-Laurent en Grandvaux），居民们“在读、写和计算方面都很不错，他们的一大爱好就是阅读他们焦急等待的报纸，你会发现，他们并不缺乏这些报纸能够提供的政治方面的知识”。

  而且，在弗朗什-孔泰这样一个仍旧在许多方面保留了口头传统的社会里，很自然，歌曲也被广泛运用于观念的宣传上。印制的歌单广泛流传。在杜布省，一名拒绝效忠之教士的兄弟，让· 布吕雄（Jean Bruchon）因为宗教迷信扰乱治安，遭到逮捕，他到处散发的就是“恶俗的诽谤性小册子，有些还是以歌曲的形式来写的”（1793年）。1794—1795年在波利尼印制的《汝拉省歌曲年历》就是一本歌曲集，既有共和主义的歌曲，也有贵族的歌曲。在贝桑松，在弗夫· 沙尔梅（Veuve Charmet）的印刷坊还发现了一首题为《哀悼路易十六》（“Lament on the death of Louis XVI”）的歌曲（1796年3月）。1795年4月，一名边境卫兵报告说，他在翻越高山时，听到“有三个男人在高唱一首贵族的歌曲”。不管是印制的还是口头传播的，歌曲都是快速传递意识形态的通讯员。

  革命时代，两种对立的政治运动明显加速了印刷材料对弗朗什-孔泰整个社会的渗透，尤其是对农村的渗透。在传统的，主要是宗教性质的文学作品之上，叠加了一种新的、与政治事件紧密联系的文学形式。在农村，首次出现了政府公报和报纸。然而，虽然印刷品的数量大大增加了，而且流通量也增长了，但是阅读的方式却没有发生改变。在这个仍旧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政治信息，无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都是通过朗读的方式在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