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地说，出版社这几年同样面临着很大的市场压力：渐渐蜂起的网上阅读对传统出版构成相当的冲击；图书出版处于品种多、印数少、重版率低的阶段，导致出版成本上升；地方保护，使跨省市发行的费用增加；库存积压增长，报废压力巨大⋯⋯我国现行出版社审批制毕竟对出版社的发展有所制约，出版人的收入比之印刷厂工人高出许多。但讲一句不太中听的话，出版社的压力还有相当程度来自于对利润的定位过高，在自筑的利润高平台上艰难舞蹈，甚至因此一定程度上放低了自己应尽的传播社会主义文化的职能。

以上海为例，财政一直支持文化发展，对出版等文化事业实行零税收政策，在操作上是先征后退。在出版社隶属出版局管理的时候，局里以某一年份的考核指标为基数，超额返回，以资鼓励。现在返税全部进入文化发展基金，用于社会公共文化事业，创利的这部分企业没有了直接得益，难免对出版那些要作补贴的图书会适当控制，也难免对出版那些市场发行前景看好、但不那么有分量的图书充满热情。加之，不少以教材为主体的出版社，利润基数都很高，往往成为出版集团中的利润大户，上级对他们的期望也很大。于是，为了维护自己企业的既得利益，根据压力传递的原理，出版社就不得不向印刷厂转移成本，变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先顾了眼前，以后的发展再顺其自然。

显然，这是目光近视的表现。如若各出版集团都能以社会效益为先，不过分、刻意地去追求经济效益，把自己从人为高筑的利润平台上放下来，以每年有上乘力作、企业有经营利润、编辑获得小康生活为基本工作目标，那出版与印刷的关系肯定会大大得到改善。听出版社的人说，发改委依然认为教材价格过高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仍不排除要求继续降价，这同样与出版社维持着较高的利润有关。既如此，又何必一面把自己的合作伙伴压得透不过气来，一面又被视作整改对象呢？

好在这几年编印发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多种模式，多样式间的竞争或许能让人看到如何才能形成编印发之间的新型合作关系，有助于相互提携、共同发展。其中之一即是出版集团中包含有印刷厂，让印刷厂在编印发的一个整体内运营，河南、江苏、浙江等省大致都是如此。这对在诸种印刷中获利最为微薄、但承担着传播文化职能的出版物印刷厂来说无疑是一种有力支撑。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竞争并不排斥同一体制内的计划与有序。严格意义上说，同一体制内的计划与有序是必须的，应该积极去努力做到。反之，以邻为壑，一味向下游企业转嫁生产成本，对出版社来说似乎获得了眼前的利益，但因为印刷企业缺乏长远的发展能力，或以次充好，或偷工减料，出版社最终依然会自食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