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就自身的文化传统持双重态度的民族来说，传统往往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在应如何解读自身的文化传统方面，就连制定规范和标准的图书出版者也不能起到把关人的作用。出版社把关的尺度失衡，这种出版的非专业化倾向值得忧虑。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目前的一些争论中，人们多追究作者的责任，但很少谈到出版者的责任。作者出错是正常的事情，编辑的作用也就在于发现作者意识不到的问题，使出版物在语言和学术规范等方面达到出版的要求。著名学者钱钟书和编辑之间的切磋已成为出版界的佳话；英国的出版业之所以能一直保持良好的势头，就是因为有如Sage 、Blackwell和Ruotledge等坚持品牌和专业性的出版商。实际上，读者非常看重出版社的品牌，往往出于对一个出版社的信赖来挑选图书。大多数读者是相信铅字的，不能要求他们具有专家般的辨别能力，大多数人是根据书本的内容去教育他们的下一代。在这种意义上，出版者的职责可谓重大。

与出版的非专业化相关联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出版社分工的淡化。这种现象已变得很为普遍。比如一些传统的学术出版社依靠通俗小说赚钱，一些专业出版社热衷于出教辅书。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利润的驱使。他们把快编快出多印当做产生利润的必要条件，却忘记了出版社的社会职责。一些出版社对编辑的工作量和赢利指标做硬性规定，却忽视了出版物精神产品的属性，忽视了出版物的创作需要经过一个提炼、再加工的过程。出版业不同于制造业，利用快餐流水线的作业方式生产出来的出版物只能是“垃圾”产品。由此而来的结果是，大量图书的同质化和库存图书的“年年攀升”。笔者曾随团访问过国外的一些出版社，记得当时有人问其是如何规定编辑的月工作量，对方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对方认为策划、出版一本好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对编辑工作进行量化也是没有道理的。

在我国，出版的非专业化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就连某些大学出版社也未能“免俗”。非学术性出版物的比重逐年增加。成立于1478年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所遵循的出版理念是不以赢利为主要目的，主要出版有价值的学术书和专著。而中国大学出版社则更热衷于大众出版物的出版。日本大学出版社协会有关人士认为，中国大学出版社应与非大学出版社做好读者定位的区分。在成熟的出版市场，分工是必然的趋势，也就是说我国出版业中的这一现状是分工不细且不太成熟的一种表现。笔者认为，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大学出版社正在演变为大学的公司。大学办公司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中外教育史上也是罕有的。在发达国家，大学可以从事应用性的研究、专利的发明，但很少介入企业的经营。大学毕竟是大学，如果大学纯粹以赢利为目标，公正、正义和从事纯学术探求的精神也就很难保持。近年来，我国大学的声誉在不断下降，大学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赢利机构，大学出版社每年要向学校上缴利润提成。笔者担忧，如果连大学出版社也只以赢利为目标，学术出版的未来又在何处？

虽然追求利润和规模是出版社生存的根本，但不应忘记图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如果出版社的专业性丧失，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图书市场的混乱，而且将导致规范、标准甚至价值观念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