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在三亚荔枝沟已封了14年的封山育林区，被某浆纸林项目公司看中，因树长势良好，且有许多珍贵树种，三亚市林业局和田独镇政府都不同意，但最终还是被夺走1000多亩，被砍的树最大胸径达40多厘米。刘福堂站在被烧后的山头上浑身颤抖，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深深自责。

这种自责激起刘福堂的使命感。那几年，他不断地给政协写提案和大会发言稿，一次次发出呐喊，可惜“人微言轻”。苦恼与自责交加的刘福堂在2005年做出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用手中的权力问责。那年，海南遭受“50年一遇”的特大干旱，森林火灾频繁发生，其中印尼金光公司的林地发生的森林火灾和违章用火竟达56起。

当年5月26日，刘福堂在琼中县察看火灾现场时，在金光公司的林地上发现一片3000余亩的火烧痕迹，“十分震惊和气愤”。刘福堂还查明，由于金光公司到处违章用火炼山，导致多处跑火成灾，造成中部山区琼中、乐东、东方、白沙、昌江等市县成片天然林被烧掉。

刘福堂连夜赶回海口起草召开全省森林防火紧急现场会的报告。第二天下午，他拿着报告在省委第一会议室找到了上任一年的省林业局新局长朱选成。这里正在召开各新闻媒体参加的浆纸林宣传表彰大会。其时，岛内外反对浆纸林项目的声浪高涨，宣传部门于是发动宣传战进行消音，并为立功的记者们颁奖。会议有两位省委常委参加。

朱选成同意了刘福堂的提议。5月31日，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奔向琼中县和平镇金光公司违章用火现场。这是一次动真格的现场会。会议通报批评金光公司在琼中、乐东、东方、白沙和昌江五市县的森林火灾和违章用火情况，并让各方都派负责人在会议上作检查。金光公司经理也作了检讨，表示“感到痛心和内疚”。

会议责令5市县政府和金华林业公司(金光公司子公司)在一周内向省政府提交整改报告，5市县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但金光公司一直拒交报告，不过，其放火炼山行为始有收敛。一位参加现场会的副市长深有感触地说：“这个会议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防火工作本身。”

知情者告诉记者，刘福堂如此问责，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刘福堂亦说自己很幸运。所谓幸运是指，他没有像两任上司蒋厚镇局长和韩剑准局长那样被调离工作岗位。2004年，韩剑准步蒋厚镇后尘，被调去一个冷衙门当局长。

2007年4月26日，海南电视台《公仆在线》对话栏目邀请刘福堂去录制节目。遗憾的是这期节目因为谈及浆纸林项目等敏感议题而被枪毙，未能与观众见面。在录制现场，一位海南省政协委员抛给刘福堂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你有政协委员这个身份，当然不怕强权打击报复，假如卸任做一个普通百姓，你还敢吗？

刘福堂答：一如既往。对方追问：会坐牢呢？刘福堂连一秒钟都不用思考就脱口而出：“即使进监狱，也无所谓，我早有思想准备。”节目的结尾，主持人晓剑拿起刘福堂的著作《绿色的呼唤》，对着镜头说：“我觉得光叫绿色的呼唤不行，得叫良心的呼唤，有时候真得让良心说话。”

那一刻，观众的掌声让刘福堂脸上写满愉快的笑容。刘福堂平时不太爱笑，紧绷的脸看上去极其严肃，但他笑起来却有几分天真，歪着嘴傻呵呵的样子。正是这股傻劲，使刘福堂一贯口无遮拦。这下又惹麻烦了。

电视节目没有播出，但观看节目录制的《中华工商时报》记者把刘福堂谈论浆纸林项目的言论报道出来了：过去，省林业局每年大约要召开四五场与浆纸林建设有关的现场会，反复强调浆纸林的建设，今年则没有了……

“我们局长看到了很不高兴，不服气，说我把责任都推到林业部门身上不公平。”刘福堂被局长叫去谈话。

“这样一个谈话，对您有压力吗？”记者问。刘福堂答得很快：“肯定有压力。”压力之下，刘福堂给在海南颇有影响力的冰山沙龙负责人刘小勇致电，取消了原定于6月底的沙龙演讲。其实演讲题目刘福堂都想好了：《在凯歌中消亡的海南天然林》。

刘福堂告诉刘小勇，等他10月份退休了再去演讲。这一次，政协委员刘福堂向官员刘福堂妥协了。从1998年当上政协委员起，这两种角色便在刘福堂身上演绎，并呈现出愈来愈激烈的角色冲突。

作为林业局的一名处长，官员刘福堂要求他自觉维护本部门利益，不能自揭“家丑”。但作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名委员，政协委员刘福堂要求他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当发现部门利益损害公共利益时，他就得自揭“家丑”。

“很多人挤着去给领导献媚，溜须拍马，但民主监督不是歌功颂德。”刘福堂选择了后者，然而到政协去暴露林业问题无异于自掘坟墓，换言之，就是得罪上司，轻则被压制，重则丢官职。2003年对于刘福堂来说，是一段灰暗的日子。

那一年，他在政协会议上披露多起毁林案件，批评林业局不作为，引发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王岐山即席发言和温家宝总理的批示，但激怒了自己的上司，引发了一场持续数月的“清算运动”：批判会、匿名举报信、恐吓电话……“大家都以为我必丢乌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