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墨西哥而言，由于各种原因，该国政府一向喜欢将自己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失策归咎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国首当其冲，连本国在海外市场竞争中的失利也往往归咎于中国。2002年前后，由于墨西哥政府提高了经营税率，又没有出台吸引外资的相关举措，不少外资撤离墨西哥转向中国。2002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出口增长12%，墨西哥对美出口下降近10%。墨西哥政府官员和经济界不但不反躬自省，反而迁怒中国，当时媒体报道说此前不到一年里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有近280家外资装配工厂关闭，其中3/4是撤资去了中国，直接导致当地5万人失业。墨西哥经济部长德韦斯竟然打算据此上诉世贸组织，以阻止中国“偷窃”墨方的出口市场和外资。此次墨西哥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国的“补贴”，实不足为怪。

不仅如此，且不说美、墨对中国某些措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指控是否成立，单就事实而言，他们的指控也存在不少硬伤，他们所指责的中国大部分“违规补贴措施”其实要么已经已停止使用，要么即将随着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而告终。正因为如此，美国已经放弃起诉出口荣誉企业优惠利率问题。

正因为如此，在反补贴案中，我国理所当然不可能为别国某些势力的选举需求埋单，理所当然要捍卫自己的发展权利，全力以赴奉陪到底。

尽管如此，此次案件中还是有些东西值得我们关注深思，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我国过度依赖财税优惠措施的发展模式所遭到的质疑，特别是外资优惠政策问题。从帐面上看，我国是当之无疑的利用外资大赢家，但是我们的招商引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依赖各种各样的财税(包括土地)优惠。部分城市的利用外资办法，仍然几乎所有条款都违反相关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土地管理法规。这种做法的副作用在中国社会已经是有目共睹，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弹；在国际上，无论是2006年7个世贸组织成员对我国补贴通报的问题，还是2007年美国、墨西哥对我国提出的补贴申诉，贸易伙伴指控的项目很多就是对外资企业的财税优惠政策，如原《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关于出口型企业减免所得税和再投资退税的规定。虽然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已经通过，但长期依赖财税优惠政策所形成的惰性还是导致新《企业所得税法》一波三折方才最终面世。可是，如果我们的外资企业优惠政策不仅对本国企业构成了逆向歧视因而在国内备受抨击，在国际上也成为别国指控的对象，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呢？从长期看，无论是政府招商引资，还是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都不能过度依赖财税政策，而是要需要依靠市场规模以及由此而来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高质量且充裕的人口、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廉洁高效的公共服务。

过度依赖财税优惠的发展模式基础是高投资，这种模式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时至今日，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我国的宏观经济平衡。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动员国民储蓄并将其投入资本形成的能力对其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位于世界前列。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进入新一轮重化工业化时期(之所以说是“新一轮”，是因为我国建国初期的工业化就是以重化工业为重点)，当时又适逢世界性通货紧缩难题，需要依靠大规模投资立竿见影地弥补消费需求疲软之不足，重化工业本身的特点和反通货紧缩的宏观调控需求导致我国投资率进一步提升。尽管政府储蓄增长、居民因收入和工作保障等预期恶化而被迫提高储蓄、外资流入给高投资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源泉，但要动员这些储蓄成为现实的投资，却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财税优惠政策，大量过剩产能由此形成。当前数据显示我国投资水平仍在高位运行，有可能导致产能过剩范围扩大、程度加深。

在国家长期实施的奖出限入政策没有及时转向、国际贸易自由化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中国入世和2005年纺织品配额体制取消)的情况下，出口由此顺理成章成为消化国内过剩产能的重要渠道。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以来出口增长较快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