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一个雨天，我来到位于成都西郊的青羊宫。这个著名的道教胜地明末遭兵燹后，从清代康熙到同治、光绪年先后重建与培修，规模渐阔，加之康熙三十四年建二仙庵与之毗邻，一宫一庵，占地三百余亩，气势非凡，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拆隔墙，合二宫庵，辟为文化公园。于今青羊宫道观格局基本尚存，平时，居士游人稀少，为都市之一清静地，每到初一、十五，这里香客如云，成了善男信女超凡出世之境。陆游“当年走马锦城西”时，感叹“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大诗人和他笔下的风情胜景，在今天已成为仰慕者追忆的历史故旧，只能在情感深处追怀默念。不过对我来说，青羊宫还在，尤能抚慰文化人心灵之缺失的是青羊宫内的雕版印刷工艺，至今仍保持其活力。

唐末成都 全国印刷中心

经当家的陈明昌道长介绍，我在一个老四合院里见到了负责印经的蒋师傅。院子位于三清殿右侧，院中植物茂盛，雨中绿叶泛着活泼的亮光。因无居家的繁杂，院落洁净清爽，感觉正是道家所居潇洒出尘之境，易于静观内心而超脱。左右厢房分别为印刷车间和经版房。

蒋师傅带我先看藏经版房。经版房约有180平方米，焦墨味混合着潮气在狭小的空间中弥漫开来。房中铁架子横竖错落、又挤又暗。经版紧挨着置于架上，像现代书籍一样竖放。架子高的两米多，少部分仅一米三、四高，分成隔层，经版均按某类某种经书排版顺序置放，取印也按顺序。所以，蒋师傅叮嘱我不要乱抽乱放，以免印刷中排错版页。

经版大小一般是22厘米（宽）×33厘米（长）×1.5厘米（厚），印出书的规格是28厘米×19厘米，印“经忏”（俗称走马折子，象朝臣的奏折）的版子较大，是53.5厘米×29.3厘米，还印一种叫“科仪”（道士做法事用的，篇幅较少）的经书，书的规格是21厘米×32厘米，比一般经书稍大。蒋师傅说，架上经版基本上是清代留下的，共计约二万多块，是《道藏辑要》书籍的全部版子，每个架子上都有标牌，写明属何种经书。经版都是黑黢黢的，不知印过多少经书了。

几十年或几百年前，这些经版经谁的手，在怎样的环境下开雕，又如何保存至今，的确是个谜。史家确认，最迟在唐代，中国已发明雕版印刷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物《金刚经》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木刻本（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文献可考者还可上推。一千多年来，几乎历代都有雕版印刷。成都是中国雕版印刷发源地之一，1944年在川大校园内出土晚唐时印的《陀罗尼经咒》，是国内现存早期的雕版印刷品，上刻佛像、经文，首行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考古还发现唐末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印历书残页，以及西川过家印的《金刚经》残页，而且晚唐刻的“西川印子”（即印本）《唐韵》《玉篇》等书在当时还流传到日本。可见，唐末成都的刻书印本已蔚为大观，成为全国的雕版印刷中心，卞家、过家、樊家等正是当时蜀地的著名印书铺。

早期刻本以佛经、咒本、历书及字书为主，经过五代至宋，成都刻本愈加精湛，著名的《宋开宝蜀本大藏经》《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选》《初学集》以及元稹、白居易等诗文集相继刻印，为世人所珍，有“宋时蜀刻甲天下”的美誉，蜀刻也成为宋版的代表之一。这种刻印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

从“益州始有墨板”（宋《国史志》）开始，无论官府还是书商，刻书越来越多，内容丰富，书家文人也愈来愈重古刻与名家所刻。宋版不仅刻有书铺的名号，好的雕版所印之书神采焕然，令方家爱不释手，但古刻十分稀罕。书要遭虫蛀，雕版易遭火灾，存雕版比存书更重要也更难。

据载，《道藏辑要》经版原藏于紧邻青羊宫的二仙庵，光绪十年，由当家道士阎永和主持刻版（一说是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贺龙骧、彭翰然等人第四次刊刻）。二仙庵创建于清康熙年间，道士在此传戒、习经，新中国成立后才与青羊宫合而为一。如果不是读经之需，这些经版也可能交由博物馆或尘封某处库房便再也无人过问，青羊宫也不可能再现初期木版印刷形态，并用这种方式制作代表传统文化之一的道家典籍。

蒋师傅取出一块雕刻有图像的经版给我看，干时呈黑灰色，两面皆刻，他说这类神仙图像施刀圆滑，而文字却疏朗，连同仿宋体经文皆宗宋版，是清代刻版着力追求的风格。在靠门边几案上有几块新刻而未施墨的经版，蒋师傅说是补缺的，虽也找的是技艺高超的雕工，但总觉技法难出老版之上。当然，偶做补刻，与刻整套书，神韵就差了一大截。

印刷60套 费时一年多

下午一点钟，印刷车间开工。车间同对面的经版房一般大，乍一看，乱七八糟，桌案摆放着一堆堆宣纸、印张或装缝好的书。尽管零乱，但却安静，里头有十二个工人，除两道士，余皆年轻人，都专注于自己的工序。

印经版的是三个年轻人。经版摞在案头，都是选好了按顺序要印的。台前正中放置要印的版子。我看小周操作，他先用墨刷子在版子上敷墨，接着放上一张按规格裁切好的宣纸，然后用一刮子在纸上均匀地碾几下，随手扯起，雕版上的反体字即印在纸上了。平时常说“印刷”这词，时至今日，我才真正体会所谓“印刷”的含义。

小周说，这刷墨的“刷”，应称“走”，每印一张纸，都要在经版上“走”一道墨；刷子叫“走子”，铺纸于墨板上后不叫碾，叫“擦”，前后动作连贯，熟练的就是“三走三擦”，不仅快，且字迹清晰、墨色均匀饱满。我看小周平均几秒钟印一张，非常熟练。他说已干了三年，每天七个小时，按规定一天印1900张纸，早已习惯，完全是机械动作了。经版两面刻印前要先数纸，每个版子正反各印60次，完后即把版子堆放在脚下。印版的墨是从本市凤凰山一工厂出的焦墨，宣纸是夹江生产的，夹江宣纸在文人中素有名望，张大千也喜用之。

蒋师傅说，线装经书的工序有十多道，从切纸开始（整张69厘米×132厘米），通常裁成七张，若印“科仪”版，只能裁六张；接下来是分集印（道教经书以二十八宿的角、亢、氏、房、心、尾、箕等顺序分集），每个印工负责几集，最后合成一本。一版需印60张，即印60套，一个印本一天印1900张，约印30至32个经版。按全套《道藏辑要》经书245本计算，60套就是14700本，蒋师傅说光印齐就要一年多时间，这里的三个印工只有两个印经书，一个印“科仪”版。若用现代电脑排版，印刷完毕当不出一月。

印齐一本书后，就“配页”（或称“捡页”），把相连页码按每种书的顺序捡出配齐，大致一天一个“捡页”工要捡上万张纸；接着是“折页”，印一个版子是两页，需从版心对折，然后“加附纸”（又说是嵌附纸），有点同于现代书籍封页内的衬纸；然后将一本书的页码全摞一起进行“齐墨”，将版心的鱼尾形记号或黑口线对齐，再“整墨”，把页码从里到外依版心黑线对齐，因这一边是不裁切的，再放在机器上压紧密；接下来是“贴壳子”（这是书的封面）、“切毛边”、“打眼子”（这是线装书缝线必需的步骤）、“缝线”，在封面贴书笺，一组组书出齐后按序装函套，在函套上贴书名标签，可见木版印一本书，从印刷到装订成型，要费不小的工夫。

因是各做各的工序，不断重复一个动作，工人们都已成了熟练工，均要为书的装订配套而完成大致的工作量。缝线的师傅说，手快的一天要缝二百本。蒋师傅说这里最长工龄的不过三年，印工中有一个才个把月，而一天的装订量是2600页，工序配套、速度相应，不熟练是不行的。快而不出错，动作程序严密精细，这也是达到手工艺至高境界必需的过程。尽管工人手中活不停，却有说有笑的，似乎并没觉得工序的单调及熟悉技艺的艰难。赏心悦目的是成品线装书堆积案上时，手摸着书页翻阅，感其质、闻其香，看其斗大的字，真有文化典籍的厚重之感。其古色古香，令人爱不释手。

昂贵稀少的雕版印刷书

一部《道藏辑要》245本，装35函，仅出60套，的确少而精。所以蒋师傅说虽有价（1990年国内流通价6500元，海外流通价8000元，现价是18000元），实不为利，因为这种印经方式数量很有限，成套书要售罄才再印，甚至很难说印多久。

这里并非一直在印经，1986年恢复印经，后停产，直到1993年又才继续。1980年巴蜀书社曾出过《藏外道书选刊》，共10辑，包括200种道教文献资料，是正续《道藏》《道藏辑要》未收之作，蒋师傅说也是青羊宫印的，当时印了100套。

蒋师傅从 1996年开始印《道藏》，算是这里最老的印经人了。我去时正看他裁切成书毛边。他说，现在木版印《道藏》很艰难，首先纸张贵了，像夹江宣纸，原先十三元，后来十五元一刀，现在四十六元一刀，差不多翻了三倍。“当家的甚至说不行就用胶版印刷。那样咋行，胶印的纸不对，墨也不对，拿起就没有道藏的感觉”，他把手里的道藏线装书翻了一下，说道：“还是要这样的书翻起才对。这是我留着的，哪个要，我只给他复印，原书不给他。现在这里是有要的才印，干一天算一天，顺其自然。”

雕版印刷最早从寺庙宫观里滥觞，即由印刷佛经或佛像而创始发展，除前所举初期所印佛经书，唐人已载道家雕印《刘宏传》数千本之事（《云溪友议》），唐朝初年开始编纂《道藏》，宋徽宗政和年间首次刻板印刷全部道教经典，称作《万寿道藏》。金、元两朝也刻印了《道藏》，并都增加卷帙。明代相继刊印正、续《道藏》，是今世所见最古老的道藏，其刻版在1990年被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焚毁。

清嘉庆年间，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