玖龙纸业所暴露的问题，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此类企业占多大比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违反了劳动法、侵害了劳动者权利；对GDP和就业的贡献能否补偿其负面后果；如此企业的老板有无资格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等。针对这个问题，广东省总工会经过调查表示：该企业不是血汗工厂，只是存在严重的以罚代管、工伤事故较多、超时加班等管理不规范的问题，“香港学生组织SACOM调查片面，结论是不公允的。”(5月27日新华社)

但是，地方工会的这种表态似乎不能解释诸多的法律制度、社会机制层面的问题。对玖龙纸业的问题，具有法律效力的报告应由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做出，那么广东省劳动行政部门为什么没有发布基于劳动行政监察活动形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报告或结论？却要由工会组织代行？《劳动合同法》第95条之类的规范为什么没发挥作用？地方政府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地方工会对此类事件表态，涉及工会的地位、职责和角色规范的问题。工会是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依法行使结社权而形成的社会团体，本义就是代表和维护劳工权益，须对劳动者履行忠诚、勤勉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律义务，违反该义务须对会员承担法律责任。然而，玖龙纸业存在严重的以罚代管、工伤事故较多、超时加班等“管理不规范”问题并非时日短暂，公众无从得知企业内部工会和当地工会平时是如何积极依法组织劳工维权的。在企业陷入道德困境的同时，地方工会依然没有对“以罚代管”的法律性质、“工伤事故较多”的成因和责任归属加以厘清，而“管理不规范”的说法却使问题模糊化。

针对企业违法日久、劳动执法缺位或者疲软的问题，公众迫切希望行政执法有力、高效，法律对于执法机关能形成刚性约束。但如果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和其他公众难以启动一个可以预测的执法、司法程序，以实行权利救济和正义保障时，就必须审视相关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救济是否存在缺陷。

《劳动合同法》第95条明确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违法行使职权，给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该条款能够实施，那么地方劳动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是高度紧张、比较着急、甚至惶恐的：执法不力造成损害的，不仅导致国家赔偿问题，还导致个人的私法性、公法性的法律责任。然而，在该法生效近半年后，一些地方的劳动行政部门和相关官员执法监督的主动性没有太大变化，行政不作为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亟须在宏观的体制、机制层面反思和解决问题。

玖龙纸业作为追逐利益的私法人，利用劳动法地方执法的漏洞，如此行为一点也不奇怪，合乎其经济“理性”。而地方政府和能够改进体制、机制的高层机关，则需要立足于本职、本义，基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全局利益，为劳动者权益和公平正义等根本价值，必须表现出应有的政治理性，履行好法律义务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