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出版的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日趋明显，在产业日益成熟的同时也呼唤出版理论的总结与提升。有关出版的文化责任是什么？多年来泛泛而论的不少，深入思考的不多。我们用得最多的是“社会效益”这个词，对于出版的实践与理论的文化诉求一概以“社会效益”名之，对出版的文化内涵也缺乏深入、系统地思考与论证，更遑论在实践上与理论上互为融摄，运用裕如了。在聂震宁所著《我们的出版文化观——聂震宁演讲访谈录》打开的出版文化的独特视域中，比照着他此前影响广泛的专著《我的出版思维》同步阅读，一个当代出版人对出版事业的真诚、虔敬，对出版前沿的敏感、前瞻，对出版现状的忧思、透视，对出版前景的乐观、远瞩，在作者理性沉着而又文雅细致的笔下如珠玉散布于群山，独润成景而交相辉映。
　　“对我来说，关于出版理论与实务的研究，从来没有丧失过它的魅力和吸引力。每当我觉得在出版实务中有所收获而认识上有所提高的时候，我就感到一种激动，同时就会有写作的灵感躁动于心中。” ——聂震宁
　　要有文化至上的出版理想
　　出版人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推动者，自身的文化涵养与文化使命决定了其视野的广狭与境界的高低。作者认为：“一个优秀出版人的特征就是要有文化追求，要有文化至上的出版理想。”古人云，知止而后有定。一个出版人的文化追求是他文化选择、文化行为的方向。所以，这位出版界的文化行吟者坦言：“我的体会是，坚持专业理论思考、研究和写作应当成为一个出版人工作的一部分，是从自在出版人成为自为出版人的必要途径。”这样一种主张使作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撰写了大量出版理论文章，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文化涵养和出版理论素养。在另一本出版专著《我的出版思维》中作者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思考：“对我来说，关于出版理论与实务的研究，从来没有丧失过它的魅力和吸引力。每当我觉得在出版实务中有所收获而认识上有所提高的时候，我就感到一种激动，同时就会有写作的灵感躁动于心中。理论要求观点鲜明且相对稳定，思维则可以是动态的，是进行时态的，是环境的产物，是实践的启示，是一事之旨趣，一时之精神。”我们能从这种主张中看到知行合一的出版实践观。实际上，出版人的文化涵养正是在不断的思考与实践中日益深厚的。
　　在接受“北大影响力”丛书有关访谈时，作者认为，“创新与兼容并包，不仅是一种理念，而且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思维方法。”这种见解具有力透纸背的感染力。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常常将一种好的见解看成是实践的指导，而如果没有悟到见解须内化为实践的原则，那将是苍白无力的。在这种不断实践和不断思考的前进中，作者表达了他的文化使命感：“我与前辈先贤们（出版界的张元济、王云五等老前辈）在精神文化上是息息相通的，我希望成为他们的文化传人，对国家的文化建设作出一些贡献，对民族出版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当然，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传人，要靠实践、时间来给出答案。”在他的眼里，“一个被社会舆论公认，特别是被历史证明的优秀出版人，都必然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理想、有抱负、有文化素养的出版人。”
　　“出版界，是一个很有文化生机和活力的地方，也充满着许多的文化趣味，在趣味中可以激发文化活力和锻造文化品位。”——聂震宁
　　细节中呈现文化趣味与品位
　　关于出版界的文化趣味与文化品位的呈现，既体现在作者的一系列观点中，更体现在作者多年从事具体出版实践的细节里。作者认为，“出版文化从宏观角度而言，是社会价值、文化责任；从微观层次而言，是文化涵养与文化使命；从中观层次来看，则是这个业界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文化趣味与文化品位。”我们可以从书中的演讲与访谈中感受到作者操作许多出版项目的精彩过程。这些过程与细节无不体现出文化浸润所呈现的文化趣味与品位。作者认为，“出版界，是一个很有文化生机和活力的地方，也充满着许多的文化趣味，在趣味中可以激发文化活力和锻造文化品位。”对这一点，作者在许多项目操作的回味中都能讲出很多乐趣的过程。“无论是选题的确立，书稿的编选，还是书籍的设计装帧，包括宣传、营销都充满着文化的趣味，比如‘哈利·波特’系列的操作，从装帧到营销，都有一种文化氛围的营造。这种营造通过细节可以显现出来。所以我主张细节中的文化导入，这样我们出版界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其品位就能得到提升。那种将书论斤论两出售的现象之所以引起众怒，就是降低了我们文化的高度。”在作者眼里，出版的每个环节都能体现文化。所以作者在《创新时代：出版社创新面面观》一文里，主张从面面观里要观到文化，因为创新之于文化，是其本质属性。
　　从本书的书名以及以演讲、访谈为主要结集的形式来看，我们可能会有主题太具宏观的感觉。其实作者很多思想的灵光隐现在不同的主题里，而文化的浸润更显现在许多细致入微的出版活动里。书中关于中国出版集团的文化精神资源的挖掘，关于作者对“读者大会”的策划与文化期待，都显现出文化品位提升对个人、组织以及社会的现实意义。
　　“ 我始终坚持认为，出版业的公益价值大于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因为出版价值通过影响精英，能影响整个文化家园。”——聂震宁
　　出版物价值在于内在的文化创新
　　在出版物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创新问题上，作者的一系列主张颇具创意。例如对于出版物的社会效益评价问题。很多人对于社会效益以图书内容“不出问题”为限，而作者则认为对出版而言，“文化是其生产经营的主要内容，是根本。文化的生产是生产行为，但是生产的是文化。”所以“我始终坚持认为，出版业的公益价值大于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因为出版价值通过影响精英，能影响整个文化家园”。由此，作者主张对出版的社会效益的评价要有一个全新的视角。那种“把盗版图书当小商品来对待” 的处理方式不利于净化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作者甚至主张“从盗版上来谈，自诉、公诉案件可以结合，应当与出版文化产业之估价结合起来”。所以，在作者看来，出版物的文化价值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出版物本身以追求文化价值为最高依归，二是对出版物的文化价值的社会评价问题。后者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恰恰是对我们在日益以市场为主导的图书出版的一种深入反思。因为对社会效益的评价，在认识上的重视和现实中评价的“矮化”，在某种程度上恰恰人为降低了出版的文化价值。
　　出版物的价值重估解决的是外围条件的提高与净化，而出版物真正的价值是在内在的文化创新上。作者一反当下流行的“营销为王”的观点，主张在出版领域是“内容为王、营销为相”。进而认为“内容创新的核心在原创”。这些认识是作者多年的出版实践体会与总结。经过作者亲自操作的一系列影响广泛的出版项目，都有着文化创新的内容或形式。有些项目虽然是推陈出新，却与现实有着强烈的呼应。
　　“和谐即美，人家说和气生财，和气还生人才，这也是文化管理。”——聂震宁
　　文化管理推动提高文化责任
　　全书的核心，也是着墨最多、最富创见的内容，是作者关于出版业的文化责任与文化管理的思想。作者认为，“我们应当建立出版产业的文化责任，而不仅是一个人的文化责任。构成文化的主要内涵是审美情趣、价值观念、道德意识和行为准则，一个民族有自己传承下来的文化，又有自己不断创新、发展的文化，既要历史地看，又要动态发展地看。具体到出版的文化责任，既要符合历史趋势，又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些都是具有基本价值意义的要求。”通过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主张出版业文化责任要从传统与现实两个维度进行思考，而这两个维度的重点在于“真正的核心应该是对社会的文化贡献力，这是根本”。
　　将出版的本质与目标定位在“文化”上是作者统领全书的纲领。作者在参加北京大学公益传播论坛演讲时谈到，“办出版与办教育，不仅事业相关联，而且精神相一致，都应当以昌明教育、造福社会为宗旨。”这样的主张在今天的出版业面对国际、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似乎有些宏大而不切实际，但却是真正的“出版之道”。因为当下各种“出版之术” 大为风行，很多的人未必能认识到只要“形成比较好的文化理念”是可以在出版上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与统一，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对立与统一，文化追求与商业利益的对立与统一”结合得恰到好处并相互借力的，这也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典范，而老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就曾经是最好的例子。
　　在出版界提出并大力倡行“文化管理”是作者从业出版多年的理论结晶。尽管作者从管理学的理论中找到了很丰富的“文化管理”的源头，而且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这种管理模式在当今世界的趋势，但将“文化管理”视为“务本之道”并与中国的出版管理实践结合起来却是作者的独得之见。实际上，一种主张与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能与实践相结合并富有实效。对出版业这样的创意型产业，其内容创新对人才的要求极高。而文化产业的管理模式本身对中国、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新的管理问题。当前日益壮大的文化产业，已经越来越成为许多国家的支柱型产业，怎样去管理、怎样有效地去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些问题都充满了挑战。就中国的出版业而论，作者直言不讳“我们的书生意气、行政级别、官府做派、衙门作风和我们的优秀品牌、丰富资源一起，形成了我们出版业的传统”。所以，作者认为“文化管理”是推动提高“文化责任、文化价值、文化贡献”的有效手段。而“文化管理并不只是管理企业的文化，而主要是用合理的社会人文价值去管理企业，包括以人为本、企业文化建设、学习型组织价值链管理”，并主张“在企业的许多环节上要讲价值观、道德观、审美情趣和行为准则”。在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文化管理”的很多归类与整理的案例与比喻，例如作者认为“和谐即美，人家说和气生财，和气还生人才，这也是文化管理”，深入而浅出。
　　读完全书，我们可以对出版文化的初步架构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出版文化问题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我国出版业面临市场化、国际化、网络化挑战而出现的过于注重经济效益的一种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反思，也是我们面临出版改革，期待改革新局面产生的文化召唤。
　　在审校书稿的过程中，我每每被文章中所暗含的真诚与努力所触动。因为作为编辑，多年的阅读素养使我大抵能够通过文字看人品、看境界、看气象。聂震宁真诚而独立的思考，反映在每篇文字上都有认真准备，每个场合都能认真对待，如古德所云“猛虎搏兔”用的是“不欺之力”，这本身也是一种极为难得的文化品格与文化魅力。从长远趋势来看，出版文化的状态关乎我国文化产业的兴衰，这样一个集子，为我们深入研究系统化、专业化的出版文化理论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文本。